我在“东方早报”发表“上大学报什么专业好”一文后，受到读者的批评，说我是“万般皆下品，惟有文史高”，“因为自己学的是文学、历史，就犯‘一叶障木，不见泰山’的错误”。

其实，我推重文史并非仅仅泛论专业之高低，而是针对国内一些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文史衰落的趋势而发。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个大学会把文史的地位放在管理，法学，工程之上。理由无非是文史不实用，大学要教一些实用的手艺。

这是对大学教育的误解。大学不是工厂。工厂制造的产品是死的，比如市场上需要一百台电视，工厂就生产一百台。大学培养的是人。人是活的。人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市场根据人的需要而存在。人创造了专业，并非专业创造了人。一个大学毕业生二十一二岁，人生刚刚开始。如果他们仅仅守着社会交给自己的“专业”，不能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些自己根本没有学过的东西，或者适应不了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我们还谈什么“创新社会”？所以，大学要为社会培养可塑之才，而不是单纯地输送专业成品。大学最基本的职能，是帮助学生塑造自己的人格，培养自己人生理想和社会使命，并懂得怎样为实现这些理想和使命而进行奋斗。

比如我碰到过一个很学生，理想是当医生，大学读历史专业。这在美国的校园里是非常普通的现象。理由也很简单：医生是为人和社会服务。历史帮助他了解人和社会。他修了上医学院必修的课程，但最后写了篇历史学的毕业论文才去医学院。

美国的大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高水平，文史这类非实用的系（如历史系，英文系）所占的分量越大。人们常常误解，觉得这是因为好大学有钱，能够拿出一部分资源搞一些不实际的“阳春白雪”，风雅一下。其实，美国的一流大学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不敢在没有需要的专业上大量投资。能够维持庞大的文史阵容，最大的原因还是需求大。比如耶鲁，历史是最热门的专业，历史系竟有九十位左右的教师。其中五十位左右是终身教授。相比之下，计算机系教师大致仅三十人左右，终身教授二十位上下。比起Purdue大学的工学院来，耶鲁的工学院最多二流；但顶尖的学生要想当工程师，宁愿到耶鲁读本科，然后去Purdue读研究生。至于管理类的本科专业，在耶鲁这样的学校根本就没有。正如大名鼎鼎的达特茅斯Tuck商学院院长Paul Danos所指出，美国顶尖的二十所大学，三分之一都不设本科管理类专业。那些设的，除了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的Wharton商学院外，规模大多都非常小。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大学本科的目标是培养人的素质，既美国教育界所津津乐道的“完整(well-rounded)的人”。因此本科教育也就无法用专业来衡量，而必须看其通才(liberal arts)教育的品质。在这种通才教育中，文史类占核心地位。除了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几个异数之外，美国的一流大学，没有不在文史这类非实用性专业上大量投资的。

我并不主张独尊文史。但是，在一流大学中，文史不尊不行。我更不是说现在中国大学的文史教育很好。实际上，当下中国的文史教育问题一大堆。一个老问题就是受苏联式专业教育影响过深，钻牛角尖的专家太多，能够对人类的基本问题进行宏观思考的“知识分子型”的教授太少。新的问题则是文史的实用化。比如中文系设编辑专业，秘书专业，甚至对外汉语专业等等，把文史教育变成了手艺人的作坊。

大学的文史教育要振兴，不能走过去的专业路线，也不能追当今的实用风潮，而必须以通才教育为框架：不管学生以后干什么，他们都需要掌握基本的写作技能，表达能力，了解人类的经验，发展自己的人生观，培养创造的冲动和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这是下一代人立足于世的根本。美国一些企业的老板们就看得很清楚：掌握一门手艺当然不坏。但是，如今世界变化这么快，谁知道我们公司五年十年后干什么？一个素质好的人，无论学什么都快，怎么变化都能适应，这才是我们要的人。大提琴家马友友，是个非练童子功不可的专才。但是他大学上的是哈佛，而且专业不是音乐。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自问自答：“要是我的手坏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干别的。这就是通才教育的好处！”

“隔行如隔山”固然不假，但对山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大学的通才教育是要让学生具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不管生活中碰到的山有多高，我都能爬过去！所以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后来当了医生；学艺术的成了软件专家。中国大学的专业教育，则把“让中文本科毕业生去设计软件，或者去从事机械、电子类工作”视为不足为训的荒唐事。大家心甘情愿地被“山”给隔开。殊不知，安于被山隔开的人，就象那些被崇山峻岭锁闭的偏远地区一样，最后总是事事落后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