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说，有十万北京人被居高不下的房价挤出北京，到河北等周边地区买房。随着北京的人口膨胀，房价暴涨，这一趋势恐怕会愈演愈烈。

城市人口随着市场规律向周边地区疏散，本来是好事。但是，现在这样的发展，会给北京地区的城市化带来巨大的隐忧。被房价挤出北京的人口，并不一定放弃作北京人的资格。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许多人住在河北，但要到北京上班，或者依赖北京的公共服务（如医院等等）。他们来回跑，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本来寸土万金的北京地区，又要征用大量土地修建公路，铁路。同时，这种交通又大量消耗我们这个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的能源，并且加重空气污染，提高心血管及呼吸道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当然更不用说，一天在路上消耗几个小时的人，不可能有太多业余时间进修提高，没有精力管孩子，没有功夫和家里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无法参与社区的事物。这将影响到不止一代人的人口质量。

这些人往返于北京和远郊，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依赖北京。北京也依赖他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不需要穷人。许多基本的服务，如销售，公交，清洁卫生等等，必须依靠低收入的人来维持。如果一个城市贵得让给这个城市提供关键服务的人都住不起，这个城市就会死亡。所以，北京要生存，要繁荣，就必须是个对各个阶层开放的宜居城市。

从这种意义上说，北京正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北京的发展中，政府权力太大，居民的权利太小。城市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规划，而不是自然的成长。

要了解这一自杀式的发展过程，我们不妨重温刚刚去世的城市社会学家雅可布(Jane Jacobs)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城市的动力来自私人的创意，零敲碎打的试错式的的累积发展。健康的城市常常是有机的，多元的，自发的，甚至有些杂乱无章。而二战后美国许多大城市的发展，过度迷信规划，动不动就把老社区推倒，代之以全新的现代建筑。结果，原有的社区的文化脉络被破坏了，城市变成了一个机器。她特别强调，那种只重视城市的外观而不注重城市的功能的“发展”，对城市的健康最为致命。

这些话听起来抽象，但落实到北京的发展，就一点也不抽象。我是在安外兴化西里长大，大学毕业后搬到安定门立交桥外侧地坛公园附近，对从安定门到安贞桥这一带相当熟悉。在旧北京，城门外是粪场，坟地，农田，同时也是个开小买卖的地方。所以，这一带有许多世代居住的穷人。改革后，这条安外大街上的一些居民颇有些“火”的日子。他们利用临街的门脸儿和世代聚居所发展起来的网络，作起小买卖来。倒爷，自行车铺，小食品店，洗像铺，理发店，餐馆，书报厅，应有尽有。我曾在一家小店买饮料，当家的老大爷自称“知识分子”。一问才知他年轻时是小学教师，反右丢了教职，就靠这临街小店为生。后来一纸拆迁令，这些小买卖一下子就被扫荡干净。一个自发式，累积式，有着传统文化脉络的社区，被一群规划发展的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写字楼所取代。

安外大街的变化，不过是北京发展的一个缩影。世代聚居的穷人被迫迁出，豪华的办公楼，购物中心，高档公寓拔地而起。城市气派得多了。但是，外观压倒了功能。越是气派，人们越住不起。北京的地价，哪里还可能给中低收入的人盖房。可是，这些人祖祖辈辈住在北京城里。他们怎么就一点权利没有，说走就得走？

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有些钉子户，有权利不走，或者你给够了补偿能让他们在附近买房才走，会有什么结果呢？很简单：许多穷人会留下来，会更便利地为城市提供服务。挤不掉老居民，许多发展计划就会在远郊展开，北京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北京已经不是一个对各个阶层开放的城市。如今的畸形发展，甚至会产生一些安全问题。比如，如果大量人口迁居河北远郊，每天来回跑，一旦能源危机，油价暴涨甚至供应中断，北京岂不瘫痪？再有象现在这样高楼大厦林立，一旦碰到1976年唐山地震那样的危机，城里的人口往哪里走？

北京的未来发展，在于我们能否更正过去的错误。北京人口已经过于拥挤，必须向远郊疏散。但搬走的绝不应该主要是穷人。市政府应该进行一些规划，比如把住房建设分成豪华型，中产型，经济型，贫困型等几类，按比例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个小区各种类型的住房必须各占20-30%。建不够经济适用房，就不许盖豪宅。在税收上，实行针对豪华住房的累进税制，对贫困户住房的建造特别拨地，免税，使各阶层居民在北京都有落脚点，使为北京提供日常服务的人，能住得起北京。这样北京才会有前途。

2006, 5,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