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令人忧虑的，恐怕还是“感情基督教”压倒“理性基督教”的倾向。新教传统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对天主教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也开启了宗教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但是，在第一次“大觉醒”中，这种个人化的信仰就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比如信徒不附属于任何教会，听传道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牧师不行就去找另一个牧师。而且许多巡游牧师甚至不在教会传道，来去无踪，挑战了现存的秩序。如今所谓“工作场地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信徒相信上帝经常对自己讲话，甚至叫自己的小名，指导自己处理具体细微的世俗事务。比如一个牙医在给病人做手术的中途，竟听见上帝叫他去阿根廷朝圣。如果每个人都跟着自以为听到的上帝的指令走，而这种指令又和现实世界的法律相冲突，就可能引发社会秩序的危机。布什跟着上帝的指令去打伊拉克，也许仅仅是这种危机的一个开始(记住：  75%的布什选民，至今认为萨达姆直接卷入了“9·11”或与基地组织有直接的合作关系。这也是他们选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许多选民认为布什是上帝派到白宫来抑制邪恶的。显然，许多人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脑子里上帝的声音来行动)。

 

民主党人对这样的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爱你的邻人、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等等，都是基本的基督教教义。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宗教的“大觉醒”，正是根据这些基本的宗教信条，发展出后来民主党的基本意识形态。但是，自“新政”以来，民主党在理性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他们放弃了这种宗教的语言，更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精英主义提出的挑战。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一个超越各利益集团之上的精英统治者，来启蒙社会。然而，正像克里赢了3场辩论却输了大选一样，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反叛，是选民推翻了理性主义的游戏规则： 我们不是靠讲道理，而是靠信仰和感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通过信仰的力量把权力从知识精英手中夺回来。

在当代美国社会，自由派的世俗主义在有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上层颇有影响。特别是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自由派挑战和解构传统权威，把道德和价值相对比。更有许多人认为20世纪就是个“上帝已死”的“不确定的时代”。经过一系列相对主义的洗礼，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占有教育优势的中产阶级上层应对自如，甚至如鱼得水。他们喜欢变化，拥抱变化。所以在沿海地区充当全球化先锋的大都市，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一直占优势，压倒性地投民主党的票。但是，在美国中下层民众中，特别是在南部和中部的内陆腹地，宗教还是生活的中心。这些选民没有教育上的准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充满了焦躁和不安，明天的生
活对他们而言常常是个未知数。再加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他们就更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一种道德的确定感。布什的所谓“始终如一”的领袖风格对他们有感召力，也就不奇怪了。可惜，在宗教这个领域，号称代表弱势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几乎失语。乃至布什的顾问卡尔·罗夫讥笑民主党是一群陷于1960和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的知识精英。相反，共和党却在戈德华特之后，发展出一套与小民百姓沟通的语言。于是出现了现在这种穷人投富人票的局面。正像俄亥俄州一个布什选民说的那样：这4年我收入少了三分之一，但我不会责怪布什。工作来了又去，但信仰却是永恒的。

展望未来，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大学生在人口中比例的增加、城市化的发展，理性主义可能卷土重来。但是，把握不住现在，就不可能把握住未来。民主党的失败，是在于当大众传媒把民众拉进政治过程之时丧失了中下层社会的语言，把自己变成一个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的联盟。其实，卡特就是个虔诚的教徒。克林顿也不停地谈宗教，并向助手感叹传道士的感染力，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这样的声音。这也是尼克松之后唯一的两位民主党总统。所以，民主党要翻身，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主流社会对话，重新找回自己在宗教上的精神资源。
200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