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参加了国际中文语言资源联盟年会，来了企业、政府、学院、媒体等等各方面的人，会议选择在清华大学举行，突现了会议举办方的学术化倾向，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通过链接了解，我这里说说自己一些感受。
来的很多都是学院派泰斗或者企业界巨子，高端精英们有着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学院派的清华大学郑方教授的演讲，从事理到统计数据，演绎着学术推进的思路，逻辑脉络严谨，看上去滴水不漏。
企业界覃文华（google一下、百度一下）的演讲，任意一段看上去都是独立的，连在一起却又环环相扣，无须逻辑支撑的平衡哲学，将行业深层问题谈笑间娓娓道来。
在学院派看来，企业界的观点是有风险的；而在企业间看来，学院派的思路执行起来几乎没有经济意义，观点冲突非常明显。在中国，学院派和企业界稍显有些相互割裂。
我最后一个参与演讲，计划十五分钟超了十多分钟，本来想以“学院派专家的演讲，为我们磨好了锋利的刀、擦亮了精准的枪，可是，要打的鸟儿在哪里？”开头，由于台下很多都是需要仰视才见的学术泰斗，这句话没有说出口，不过道理确实如此。
举一个例子，正式演讲结束后，有人提问“声纹个人身份识别技术，会不会遭遇新技术破解”，学院派的回答在如何加强技术难度上下猛药，而企业界的回答则从使用场景上排除风险。这是不同的思路，如果用一个数学的例子来说明，前者类似于求最大值问题，后者类似于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极值问题。
显然，企业界的思路具有比较强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学院派的思路对于长远会更好，实际应用成本可能会高到没有经济价值。或许自己身处企业的原因，觉得学院更多的参与企业活动对于学术价值的提升会更有好处。
求最值常常是学术问题，最条件极值是企业问题，技术的有效性总是有限的，是一个警察与小偷的问题，否则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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