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一方面是国学学术界的顶尖学者，“淹贯四部、博涉九流、兼综三教”，台湾中文学界的传奇，最年轻的文学博士、文学院长与大学校长；另一方面他又是台湾学界的“难缠”的人物——自认以及公认的，为了真情实意离开政界的官员，在大学烤全羊烤上台湾各大报纸头版的名人……这样一位个性独特而又充满矛盾的教授，不得不令人心生好奇。

      ——这篇博文根据我今年上半年对龚鹏程教授的一个采访而写，原先发表过几个小时，后来由于一些原因被我放回博客的回收箱里去了。不料就是这几个小时，已经被某些网站给网罗去了，尽管我明明写着谢绝转载。既如此，不如我自己修改了放到我的博上算了——只放我觉得有意思的部分，和我的朋友共享。还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不管你是“搜瞎”还是“瞎搜”，我一点不希望我的博文出现在你那里；你把我的文搬过去了，我固然拿你没办法，但我在道德上谴责你。
 

     你认为你认识一个人，但其实你只知道他的现在；要真正地认识这个人，你得回到他的童年……

 

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特别

        “请老师谈一下少年时的求学历程，我想知道这段历程对您后来做学问有什么影响呢？”网上关于龚鹏程的文章很多，可是有关他早年经历的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料到会得到这样一个长长的故事。原来这位国学大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有着坎坷的求学历程。

       “我小时候，家里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一家人居无定所，生活非常困苦。父亲原本承包了一个军队的训练中心的食堂；谁知生意刚有起色的时候，一场突然爆发的山洪冲走了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就真的是‘一贫如洗’了。父亲只好到处借贷，买了一辆小推车，在台中市街上摆了一个面摊子。”

       “那时候我四五岁，就帮着我摆面摊的父亲打下手，有生意的时候就帮忙端面、煮菜、包馄饨……没有生意的时候，就在面摊子上，我爸教我读点书、写点字。所以在上学之前我跟着父亲读了一点点简单的书，练了一些字……”

        有了这样一些基础的学习，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课程内容对龚鹏程来说，已经是太容易了。他常常考满分。“有一次一个老师说，这次他出的题目如果还有人考的满分的话，那他就要请全部老师吃饭，结果后来他就到我们家来请了一次客。我们老师就很得意。”他的成绩优异，却又调皮好动、不愿意好好听课；老师对他又欣赏又头疼。后来，他父亲听从学校里一个老师的建议，让龚鹏程跳级，由那位老师亲自来带。这位老师对他非常好，每天亲自督促龚鹏程去她宿舍做功课；老师的宿舍中有许多的书，功课完成以后，龚鹏程可以在那里尽情地读书。而在暑假期间，她又指导龚鹏程陆续学习、背诵了《孟子》、《论语》、《中庸》、《大学》和一些唐诗。

“所以这些东西后来就变成我非常熟悉的，而且是那种小孩子时候得来的亲切感……”

       这一段时间，学习成绩优异的龚鹏程同学常常代表学校去参加国语文竞赛以及演讲、作文，书法等比赛，以至于后来学校就在教师办公室里面给他找了一张桌子，让他在那边练字，准备将来出去比赛；年幼的龚鹏程也乐得不上课，就这样逍遥地过着日子……

 

我一辈子都跟新学校特别有缘

因为一直没有上课，到六年级的时候，龚鹏程就发现自己的数学慢慢跟不上了。雪上加霜的是他考中学的那一届，又增加了体育的考试项目：前滚翻、后滚翻、走平衡木、跳绳、爬杆……考下来，他差点上不了中学。而幸运的是，那一年刚好有一个新的学校成立了，他就考上了最后的这个学校。

开学的时候，龚鹏程才发现自己的新学校根本就是“荒烟蔓草”；只有一栋楼，教室都不够用。他所在的那个班不得不拆成四个班，跟别的班拼在一起上课；等到要开班会的时候，就得聚在车棚里。“学校里面在动工程，搭了很多鹰架……我就把那些板子藏起来，搭了一个水寨，天天在里面瞎玩。那个时候啊…我们小孩子也是这样的，抢地盘、火拼……”，谁能想到呢？现在这位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大教授，当年竟是个如此淘气的叛逆少年。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简陋的中学，龚鹏程捡到了打开国学大门的钥匙。从一次书展上，龚鹏程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四腿笈法》，龚鹏程大感兴趣，照着这本书刻苦练习；从此迷上武术。中学期间，他从各种渠道陆续搜罗了数百本有关武术的书籍。这一过程中，他无意间熟悉了资料的搜索查询，“它对我后来找文献的敏感度——什么书店里会有什么书，什么书里面会有这些东西，等等——有很大的帮助……”沉迷于武学的龚鹏程，到初三的时候，功课“一塌糊涂”，又几乎无法升学。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又一所新的学校创办了。龚鹏程又考上了这所全新的学校。

新学校非常偏僻，要乘火车去到遥远的小镇上。与龚鹏程一起考去的同学，见到从火车站走到学校都有那么长的路，便打了退堂鼓。而龚鹏程，坚持了下来——“我觉得很好，因为学校在山边，又可以玩了。”在高中的三年，他仍是一样的贪玩；除了一贯的在文科方面特别的优异使他显得不是那么平凡。然而正如小学升初中那一年升学考试的改革使他猝不及防一样，这一年又一次考试改革——电脑阅卷令其他优秀的学子猝不及防。而龚鹏程却凭着格外优异的国文成绩成为了全班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

 

在大学里可以读很多书

当淡江大学德国文学系大一新生龚鹏程扛着铺盖爬过三百多级台阶，第一次踏入那个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时，“我突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我的同学中只有我有机会来读大学，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读一点书。”于是，谁也没有告诉，他当下找到教务处，要求转到中文系——他从小兴趣的所在。

大学中的龚鹏程，生活规律；每日读书、上课、打拳。看《庄子》的时候，发觉各家对其注解各说各话，并不一致，于是萌生了自己为《庄子》作注解的想法。他把学校里和市面上能找到有关《庄子》的书统统找来，都装在一个大木箱里，寒假回家的时候带回去，开始注解。他把庄子三十三篇一篇篇注解完，又一次次修改，前后写了几十万字。于是，他熟悉了的不仅是庄子和那所有的注解，也是版本，校勘，文字，训诂等基本知识。这一年，他大一。

当时有老师在上有关《庄子》的课程，龚鹏程跑过去对老师说：“现在的注解都不好，老师你用我这个。”老师还真的同意了，使他大受鼓励。大二的时候上中国文学史，他觉得这没什么自己也会讲，于是去跟老师讲：“我能不能讲讲看”， 老师居然也同意了。于是他便穿上一袭长衫，手中挥把扇子，自信满满地给自己的同学上课去了。——后来青年教授龚鹏程以“狂傲”闻名，从这些事上便可看出端倪了；只是当他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那么自然而然。

大学期间他还写了《谢宣城诗研究》、《古学纬论》、《近代诗家与诗派》等书，每本书都几易其稿。大学四年中，龚鹏程几乎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书，不仅把国学各领域大抵摸熟了，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在国学方面的基本的看法。而从那以后，每年大量的写作几乎成了他的习惯，做学问变成了一件“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你根本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它就是你的生活。”

“我知道，大学时期，可以读很多很多书。很多人都问我你现在读这么多书是不是从小读书，我小时候是读了一点书，可是那都不作数的。因为毕竟之前智慧都没有开，那只是熟悉、知道一些东西。大学那时候智慧比较开启了，它有方向，而且明确、更有思想，这才是读书最好的时机。”

 
狂傲的青年教授
    “他人评论早年的您时常常使用“恃才傲物”“痴顽桀傲”这样的词；另一方面，我们所见到的您却是一位脸上永远带着温文的微笑，很有耐心的先生，是什么使您变化的呢？”
   “因为我老了啊！”（他竟然那么自然轻松地给出了回答！）

   “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不一样，从前年轻的时候别人看我也不一样。”

     刚刚毕业就回大学教书时的龚鹏程，二十二岁。年纪和一些学生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小——“所以我在教他们的时候，当然要装出一付很有学问的样子。我那时不会像现在跟你们讲那样，唯恐你们不懂；我唯恐他们懂了，讲得非常深，让他们听得一头雾水……” 龚教授自己边讲着，边忍不住被当年的自己逗笑，“我当年就怕镇不住他们，所以我就故意讲得很深，让他们觉得这老师学问是很好，可是呢，高不可攀。他们会有很大的挫折感。”

      “再者呢，我当时年青出来，要打破一些当时学术界的格局，打破一些当时的风气。所以当时的一些作为，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觉得这个人太骄傲了，太狂妄了，……”
     博士毕业以后的龚鹏程，曾经干了一件震动台湾学界的事情
     有一个博士联谊会的团体找龚鹏程为他们的年会写一篇讨论博士教育的文章，那时龚鹏程没想太多，在文章里把博士教育痛批了一通，指出了博士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自己觉得我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啊，谁知道文章出来以后，舆论大哗”，加上报纸又趁机炒作，一时 “狂傲”几乎成了龚鹏程最主要的标签。

    当时龚鹏程在学界引起争论的很大另一个原因是，他被认为是不好好做学问的一个学者，都跟媒体混在一起。
   “博士论文”事件过后，龚鹏程发现通过媒体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开始与媒体配合，利用文化讲座、文学午餐会等形式来传播国学。还做过一个‘妈妈读书会’，增加年青母亲社交的机会，带着她们来读一些书。从“妈妈读书会”开始办，现在台湾已经有几千个读书会了。他也尝试过办杂志、办文化班，搞新闻，在电台讲国学讲出一本《向古人借智慧》，和媒体配合互动……“那时候我也年轻，就搞这些；所以我就在文化界有很大的力量，可以综合这些来推很多事情。”


“很好玩”
   “如果您要向像我们这样对国学感兴趣的年青人推荐几本有助于他们对国学入门的书，您会推荐哪些呢？”
   “就是挑选你有兴趣的看啊。
    从你眼前能找到的感兴趣的书开始看；但是看了以后，你要追索它。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就要钻进去。谈起这件事情，我这个也觉得很有趣，那个也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多知道了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可以串起来，还可以跟我的生活，跟我的整个知识结构连接在一起，所以它很好玩嘛，知道吗？”


    “很好玩”，提起严肃的学问的时候用上这样一个形容词的大教授，不知道世间会有几个？
     好像龚鹏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教授，读书时因为一个个适时建起的新学校而坚持下来，因为爱好练武而找到做学问的方法，大学时代就用自己的教材讲起自己的课，博士刚毕业就用一篇论文得罪了整个学界，到后来“不务正业”用着学界不认可的方法一点一点扩大着国学的影响力——仿佛是永远不按照常理出牌的；
      为什么他和传统的象牙塔中埋首于学问，远离世俗的学者如此不同呢？他的一句诗，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也知时世需匡济，敢溺文章自沉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