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出一些魏晋时代的风貌。我对《世说新语》其中一些故事的了解不是怎样深刻透彻的，从中只看出了这样一些东西：

            魏晋仿佛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时代，强烈到几乎极端的自由与不自由，还有对礼教的崇尚以及对其的否定，在这个时代都出现了，不可避免地在那些名士的风貌中交织着。

            一般而言提及魏晋的时候人们注重于提及当时一些名士的潇洒及自由。他们纵情任性，我行我素，极度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这几乎成为了魏晋风貌的一个标签。《世说新语》里《任诞》、《简傲》和《伤逝》等篇对这些人特立独行的个性化言行多有记载。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为目的而行， “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一切从自己的心性出发，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如：刘公容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容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容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容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任诞（4）》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任诞（18）》

 

            同时，他们对礼教的蔑视也是被着重说明的。譬如，“竹林七贤”，他们各有其独特的个性，完全不在乎礼俗的束缚，“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或在竹林肆意酣畅，或居丧食肉；或纵酒买醉，白眼世俗；或藐视王侯，鄙弃官场…… 《世说新语·任诞》中有故事说：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就很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我也从一些故事中感觉到，那个时代恰恰也是一个很不自由、礼教也非常重要的时代。

           《世说新语》的很多故事里都提到了“清谈”。看得出“清谈”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活动。

           如：《 济河焚舟》

           谢胡儿语庾道季：" 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 庾曰：" 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清谈，本从汉之清议来。”然而， “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治，而一变为专谈玄理。”连阮籍也只好“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德行》15）。“清谈”的流行与时人的顾忌，恐怕就是当时政治恐怖，人们的自由缺乏保证的结果吧？而且，一定是一种长期的不自由才能导致这样的情境吧？“竹林七贤”在统治阶层的打压下，最终不是也死的死，散的散了吗？他们之所以这样的有名，恐怕就是因为其稀少及难得吧……

 

            而那个时代对礼教的重视，也可以从以下两则出自《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中看出来；

       一．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 依常应临。" 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

       二．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 酒以成礼，不敢不拜。" 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 偷本非礼，所以不拜。

 

            第一则故事中，皇帝说的“伤心之极就哭，哪里有什么惯例呢？”，我非常想说的是，我认为这对现代人而言，至少就我所接触的世界来说，实在是一句非常空废的话。然而这样的一句话却被煞有其事地记录了下来，虽然其意向依然有着引人随自己天性而行的意思，但是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礼教、惯例这些条条框框对人们的束缚是相当严重的。

            而第二则故事中，一对顽皮的小孩偷喝酒，在这样全然无人的情况下，这两个小孩却是一样记着礼仪，虽然行动不同，但是也都可以说明礼教在他们生活中的一种现代人几乎难以想象的重要性。试想社会、家庭中“礼”的氛围要浓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对童真未泯的孩子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魏晋时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人们追求自由正是因为身处一种自由非常有限的环境中，当时人们对礼教的反叛也许会让后世的人忽视他们生活中礼教的重要性。这种自由、压迫、反抗、逃避……交织在一起所有的表现，是我们无法忽视的魏晋时代人物的风貌中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