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时司马迁写的又不单纯是一部史书。应当说，随着汉朝的风云变化，人生的高低起伏，尤其在经历了“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要写的已经不是当初从父亲手中接下的单纯的史书了。在这一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对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能自己的际遇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这一切促使他更尽全力地写出一部不一样的史书——不单单是记录事件，更表达着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寄托了他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就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常常觉得，《史记》是不凡的，其不凡正在于司马迁一生丰富的经历使他站在了一个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无数的巧合，祖上历代的积累，以及整个世代的变迁，才会恰恰在那时那地出现一个司马迁；而他，仿佛是自然为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史书而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时代，家族，灾难造就了司马迁，也成全了《史记》。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最强大的时代，时代赋予了司马迁宏大的眼界。而在汉朝初年之前，史官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秉笔直书”是他们权利也是义务。司马迁恰恰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因此虽然武帝时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已然确立，但是司马迁却是有意识地继承了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并不希望自己手中的笔专门用来为帝王唱赞歌。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着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我想他对司马迁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的。而司马谈太史令的身份亦使司马迁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司马迁可以向当时的大师求学，也可以在国家图书馆里畅快地读书，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同时有机会看到大量珍贵资料。这些先天的优势，是其他人无法具备的。

     我比较关注的一点是：司马迁12岁那年，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才刚刚确立，因此，司马迁并不是在一种思想模式下成长的，黄老思想及孔子的人格对他都有影响。我想这是很珍贵的一点。而以后的史家，却都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

       同时司马迁从21岁那年开始的全国漫游及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的更多游历，使他视野更开阔，对社会历史的体会也更丰富。这些游历中，对历史遗迹的考察，使书本上的历史立体起来，令司马迁对其有更深的感受，这对写史书的帮助也不可小看（如他在《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末尾所提：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或者是他对大禹墓的考察等等）。而与百姓的交往与交流，使他更了解到许多史书上所没记载的历史事件，亦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以后的各类官史中很少见的各色中下层人物的传记，也是使《史记》不同凡响的因素之一。

       如此种种，一直到李陵事件之前，可是说是一段漫长的积累期——不单单是司马迁一人的积累，也是他们这个家族的积累；而李陵事件，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灾难也是财富，它促成了一种升华。残酷的命运促使司马迁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不但令这部史书诞生，也使这部史书跳出了单纯历史的窠臼，有了更深刻的内涵与思索。

       总之，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接受的教育以及广泛的游历使他见识到了前人及当时多数人的所见识不到的世界，也使他有了后代正史作家所没有的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的巨大的包容性以及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的批判性思维，；残酷的命运，深刻的思考使他的思想有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加上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写作立场，才成就了《史记》的伟大与不凡。我想这就是他的人生经历对他写作《史记》的帮助了，甚至可以说，这些中的任何一项缺少了，《史记》就不会是我们今日所见之《史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