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新京报》的头头们脑瓜子一热，又想出了个新的歪点子，在报社内部规定：凡记者收受红包400元以上必须上交杂志社。且不说这种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规定能不能实现，单说这个规定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读者不在乎看到的文章是不是软文，而在乎的是：这篇文章有没有价值。

    媒体本身是个生意，做出来的报纸杂志要拿到市场上去换钱的。而每一篇文章对于作者来说，也是如此，只要是好产品，他用什么方法把产品生产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产品能不能从消费者（读者）的口袋里换回来银子。

    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编辑记者，付出的劳动和获得的报酬本来就不成正比，软文的收入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收入，在目前已经是一个记者或者编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记者编辑这个行当里，还没有形成高薪养廉的土壤，而记者编辑为选题和采访之处的各种隐性成本，却又是很高，交通费交际费等等，很多都需要记者自己从兜里掏银子。

    此外，有实力有能力有意识找记者写软文的企业，往往都是市场上比较活跃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新闻，也是读者相对比较关注的新闻。通过给这些企业写软文，可以和企业达成比较好的关系，对于一个记者的采访，新闻信息的来源都是有帮助。这种企业与记者的合作，拉近了这层关系。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企业，对于一个对其毫无用处的记者，会随时通气吗？当然不。相反，对于一个对其有重要作用和价值的记者，肯定会另眼相待了。

    软文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确实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金钱上，还是从人脉上。同时，软文对于媒体的广告，对发行也有着隐性甚至是显性的促进作用。当然，过滥的软文，对于媒体来说伤害肯定是巨大的，但是媒体并不能因此就干脆把软文一棒子打死，而是要从制度上平衡这种关系。这种对软文的管理方法，才是比较科学，并且能够操作的。

    我对编辑部的要求很简单，在进入并管理编辑部的第一天，我就对我的同事们说：我不反对大家写软文（作为一个政府媒体，软文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正常文章的数量）。我也不在乎大家从企业手里拿钱。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清楚，我这个人对于文章质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不管是不是软文，我只管这文章有没有卖点，对于读者来说有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文章，即便是软文我也照登不误，没有新闻价值的文章，即便你倒贴钱，我也一律不放行。

    通过对文章质量的控制，对新闻价值的要求，来管理杂志的软文难题，我认为是非常有效的，远远比规定记者不能拿红包来的管用。同时也调动了记者的积极性，特别是对文章的写作水平是个促进。毕竟，软文的写作要比正常文章的写作难度更大一些，把一篇软文写成精彩的文章，更加需要记者下功夫。同时，因为消除了软文和非软文的分别，对于那些文笔不好的记者来说，也是个促进和激励，因为所有人都生怕被骂自己的文章是软文，因此必须努力调整。这个方法对于那些本来不是软文媒体，但是篇篇都像软文的类似《中国企业家》这样的杂志更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