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那个寒冷的十二月已渐渐远去。

那真是个寒冷的季节，感觉比在内蒙古时的冬天都冷。就在那几天，我内蒙的一个同学、内蒙的一个同事、过去的邻居阿姨和现在同一个楼里住了二十年的老邻居都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走了。

十二月八号那天楼群里发了讣告，说楼里的老葛于六日因病医治无效走了。

老葛走了，他是我们楼里的一位老军人。

这是一位满满正能量的老人，慈祥、正义、热情。我们楼里这样的老军人出身的有好几位，他们都是由干休所安排过来的。像他家这样的在小区里还有好多户，不过并没有安排在同一个门栋里，而是散落在小区的各个单元，他们都曾是共和国建设的功臣。

他其实很早就病了，肝癌，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我爱人生病后还是他介绍认识的何裕民医生。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与疾病抗争，手术后曾经练着郭林气功。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每天早晨在花园间走着气功步。直到一年多前他说又转移了，可能活不久了。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颓势，每天依然能看到这位老人行走在小区里的身影。建党一百周年时，他老人家拿着五十年党龄的证书，在楼前留了影。

如今楼里再也见不到这位慈祥健谈的老人了，只有偶尔的恍惚间依然能看到老葛那笑眯眯的模样。

葛老走后没两天的早晨小毅来电。说老实话，不是经常联系的电话一响心里就有了几分紧张。果不其然，他说他母亲走了，享年八十九岁。

他母亲周阿姨，是我小时的邻居，也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之一。我以前曾多次说过我的调动是武叔叔帮的忙，周阿姨是武叔叔的爱人，武叔叔和周阿姨都是我最敬重的前辈。

他们一家是院里原来那个女同学一家搬走后搬来的。

我大妹妹没了后我们搬离了那个小院，后来我下乡去了内蒙古，但两家之间一直有联系。九一年我母亲病了，原本一直想调回上海还想回铁路的我没那么多考虑了，只要能调回去就行，就跟武叔叔说起这事，“你想回铁路我帮不了忙，要回宝山没问题。”

回来以后还很关心我，问要不要给你们单位打个招呼，包括父亲原来的两位老战友也说如果觉得工作上有问题我们可以打个招呼。我觉得我在外面一直靠自己，就没依赖这些关系。后来事实证明，上面没人打招呼还是会吃亏的，不过已经没什么上进心也就无所谓了。可惜武叔叔在我回来没几年后早早离开了，但仍会偶尔方便时去看看周阿姨。这两年因疫情加上耳聋不方便后已经好久没去了，再听到的竟是周阿姨也离去的噩耗。

葛老走我没去送，我们楼里派了几个代表去的，我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去，只能默默的在心里为葛老送行。

周阿姨走我也没能去，跟周阿姨的孩子说了一声依然只能在心中默默送行。这种遗憾和愧疚可能会一直伴随着了。

元旦祝福时得知当年铁路的同事韩国柱也没了。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有点故事的。认识他最早是在集宁段里组织参加分局汇演时。

那时他绝对是个帅小伙，而且也挺冲的，在宣传队他跟和平把工会老郑顶得一楞一楞的。工会老郑是个老传统，比较保守，但他的手风琴拉得一个绝，因为琴拉得好，当年曾差点出国去苏联演出，后来因其它原因没去成让他憋屈并遗憾了一辈子。小韩小号吹得好，内蒙古三十年大庆时他也曾在广场的管乐队里。因宣传队汇演是工会和团委共同办的，因此就熟悉了。当时在他和老郑之间一直和着稀泥，对付着把演出任务完成。

改成工人后我去了客车整备所，再不久上车跑90跟他一个组。他是车电，我是检车，老郝是组长。他在北京关系多任务也多，郝师傅年龄大，跟我走不了一块，有时他的任务我们就帮着捎带了。那时天还挺热，我俩出了北京站都会在站前先来两碗啤酒解解渴然后东单西单王府井的转，反正把兜里的单子买完转上一个大白天累得跟孙子似的。北京开车后盯前半夜的班还好，如果休息不好盯后半夜的班就有点累。有一次大同该他接班，快到站时我把他叫醒然后到前面去从前面交叉着往回走，回来后正好上休息车休息。结果进格子一看，他还在那睡着。刚才明明把他叫醒了他都坐起来了，结果我一走他又躺下了，这是没睡醒。这种事后来跟其他人盯班也遇上过，89/90的班后半夜实在太困，很多人都是在北京忙活了一天根本没有好好休息。也不像去时，一是精神好，二是下半夜正是关沟段盯班下山，作业一忙人就精神了。

他机遇好，下车后提了车间主任，但还不是党员的他得解决组织问题，结果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我们那时还属集宁段，我和西列检的一位党员去给几名要发展入党的外调。他家是达茂旗的，从旗里到他家还有四五十里路。到了百灵庙住下后第二天没有班车，要坐车就得等第三天，当天到了能不能办成事还不知道，一耽误就不知多少天了。那时的百灵庙虽然是旗所以地，但荒凉得很，没什么可逛的，于是决定走着去。

快开春了，但天还是很冷。我俩揣了瓶酒，买了几个焙子弄了点罐头就上路了。出去不远就进了山，天挺好，沿着小路往山里走就是了。到中午了，想问下路一路上却没见到个人，也有点饿了，便拿出酒拿出罐头吃了起来。正吃着看到一个小孩骑着马从山下面上来，便拦住问了下路。小孩不错，说他家离这里不远，就领着我们过去了。

大山里孤零零的几间小屋，有个老牧民一看就是蒙族。屋里还有好几个孩子，刚才领我们过来的是老大，老乡让坐下喝了点水，给拿了点吃了也没好意思吃，其实是吃不惯。聊下来才知道这位牧民跟我们差不多大，但已经生了七个孩子了，“不能生了，再生养不活了。”他们是牧民，又是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控制。但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可能是生时出了问题，有点呆傻，这也是他不想再要孩子的原因吧。

老乡告诉我们，翻过山在山顶上就能看到那个苏木了。

原以为没多远了，结果爬到山顶已经有二点多了。在山上到是能看见远处的村落了，结果走到那里天都快黑了，真正的望山跑死马啊，四五十里路走了起码有八个小时。

我离开后他当了段长，前些年他退休后来上海看孩子，顺便来过我家两次。前几年回呼和他还张罗着在一起吃过饭，没想到说没就没了。

春节前战友丁明在微信里问我，崔悦梅是你铁路的同事吧？

同在呼铁局的当然都算是同事，但我们还是同学，只是她比我高一届，当年她是车一班的党支部书记，我是车二班的书记。当时很多活动都是由学生负责，所以之间交流比较多。她毕业后留校了，后来我去了集宁就少了联系，前几年在乳山我们又巧遇了，她跟爱人正在我们楼下的潮汐湖捕虾呢，通着电话在楼上就看见他们了。然后一块捕虾，聊天，还跟爱人一块去了她家吃虾。那时她身体就不好了，站不住，只能坐着，她爱人在湖里捞虾，她大夏天用毯子围着腰坐在岸边看着。我那时耳朵聋得还不太厉害，偶尔之间还曾电话交流过。后来电话联系不上了，才知道她病得厉害了，连接听电话都不方便了。前些时听同班同学庞毅说，她后来回了老家河南，前些日子走了。这些年她受老罪了，她爱人也跟着受老罪了。走了，到是解脱了。

就想起当年我们在学校时的七六年，那年的春天也是一个特别冷的季节。刚开学不久，一天早晨广播里就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那几天呼和浩特的天似乎就没好过，一直阴沉着。晚上我和她带队在学校值班，同大家默默做着纸花，商讨着开追悼会的事。后来学校政治部不让举办追悼会，学校其他几个班的干部最后都妥协了。当年一个学校里好像只有我们班的学生自发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花圈，全班同学参与把它抬着放在了红山口的避风处，在那里我们举行了纪念周总理的祭奠仪式。

那年离现在似乎过去并没多远，这之间却已经走了好几个同学了。

二〇二三年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