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是西蒙古的四部之一，最初活动在今天塔城一带地区。17世纪30年代，为了避免被满人兼并，就离开故乡向西迁徙，到今天的伏尔加河流域地区游牧定居。而后不久，沙俄强大，向外拓展势力，逐渐控制了这一地区，沙俄用尽威逼利诱等种种卑劣手段，强迫土尔扈特部归附俄国。土尔扈特人坚不屈从。但是随着沙俄对土尔扈特部的欺凌和政治压迫日渐加深，土尔扈特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由于本人文笔有限无法描绘当时东迁的惨烈和悲壮 。这里只能通过动迁表现出沙俄和清朝中国的残暴和虚伪！

土尔扈特人，对于百余年前的祖先故土，和故土上的蒙古族兄弟，也是有感情的。象成吉思汗那样，使全体蒙古人统一为一个国家，始终不失为散居各地的蒙古人的一种理想。这也是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1640年，由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倡议举行了塔尔巴哈台会盟。除了已归附清朝的漠南蒙古末参加之外，喀尔喀与卫拉特各部二十八位首领在会上制定了著名的《卫拉特法典》，其主要规定就是要蒙古民族联合一致，共御外敌。“会议强有力地激起蒙古人的民族感情，唤醒了卡尔梅克人在血缘关系上同其他蒙古部落团结起来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卡尔梅克民族民族史上是以这种事实表现出来的，即卡尔梅克的汗们渴望同准噶尔有统治权的名门家族联亲。卡尔梅克人经常到准噶尔和圣地西藏去，再那里，希望当汗的人为自己取得统治权寻求支持。 
     清朝中国和沙俄向蒙古地区扩张。清朝是为了控制沿边游牧民族以消除边患，沙俄则除卫拉特和喀尔喀向他臣服。续漠南蒙古之后，喀尔喀各部终于在1691年归服了清朝。于是在蒙古民族中，就只剩下东西悬隔数千里的准噶尔和土尔扈特两个汗国，还在维护主权和独立而顽强奋斗。

许多论著断言土尔扈特人东归的目的，是真心向清朝统治的多民族祖国。但是，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想，接受清朝的统治，符合土尔扈特人的理想吗？俄国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专制国家，清朝又何尝不是与俄国半斤八两？何况当时中国的乾隆皇帝是个典型的传统式封建专制君主，而俄国同时期的女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已经试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倡导，逃避开明政策较多朝气的沙俄，奔向暮气教重的清朝，要逃避的是独立即将失去的危险，所奔向的却是独立拱手让人得现实，土尔扈特人何乐而为此？如果说俄国的压迫沉重，那又有什么证据证明土尔扈特人相信清朝的压迫会轻多少？
   在土尔扈特人对清朝的有限了解中，清朝对准噶尔地区卫拉特同胞的态度，无疑是最能牵动土尔扈特人的感情。由于准噶尔抗清派十分顽强，降而复反，清军激怒，曾经实行了残酷的屠杀政策，“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记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续串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如此亡国灭种的惨剧，不可能不在蒙古人，特别是卫拉特人心目中留下创伤。“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往事不远，记忆犹新，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怎么可能产生所谓“一心向往“清朝中国的事情呢？而且当时清朝中国把蒙古准格尔部杀的只剩一个小孩，同样是蒙古人的土尔扈特人为什么会把清朝中国当成祖国呢？！

   乾隆皇帝把土尔扈特东归视为炫耀他的“德政”，粉饰大清“盛世”的好题材，特意定下土尔扈特是“投诚向化”、“弗加争而自臣属”的调子。此后清代官方史籍，无不照此宣传。但是当时另有一些私家撰述，记录了事实真相。东归后不久成书的托忒文土尔扈特史籍《土尔扈特诸汗专》谈到：土尔扈特之所以决定东归，是认为“乃可与同教而言之古代兄弟蒙古及未来幸福源泉之宗教圣地西藏，多恩佛爷和睦相处，可以占据被凶敌践踏之准噶尔故土”。后因沿途损失惨重，“乌巴锡与喇嘛台吉商讨七日，以为倘若不宣称为满皇帝属下，乃只可以战争夺回准噶尔别无它法，故无可奈何慌称投诚”。乾隆进士椿园所作笔记《西域闻见录》，也说乌巴锡之所以东归，是认为伊利“可以占据立业”，来后迫以无奈，“计议七日，始定以投诚

土尔扈特离俄归华，是沙皇俄国的失败，清朝中国的胜利。但对土尔扈特人的自身来说，东归及末能挽救汗国于危亡，有未能增进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反而使民族元气大伤，17万人仅剩3万多人实在没有胜利可言。
    这次倾国东归，是爱国主义的壮举。当然是爱土尔扈特汗国，不是爱清朝中国。但是以东迁来挽救汗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把民众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其中多数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作决策者的首领们难辞其咎。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是又一场蒙古人的悲剧也是场世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