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贵州航天医院的三名尘肺病诊断医生，因涉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遵义市播州区公安局逮捕。这起案件，被认为是全国首例“职业病医生因诊断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23日，三名医生张晓波、黄亨平和董有睿被羁押7个多月后，已经获准取保候审，回到家中后抱头大哭。（澎湃新闻6月23日）

       这件事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很复杂，但实质上并不那么复杂，因为此事的焦点在于公安局给出的意见通知书，如果公安局给出的这份意见通知书是过硬的依据，那么，后面的事交给法律就没什么错，而且这也是必然之举。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安局给出的这份鉴定通知书，目前依然具有法律效力，除非三位医生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出推翻性的认定。

       而公安局给出的意见通知书是非常明确的，这份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我局指派/聘请有关人员，对三位医生作出的547人尘肺病诊断进行重新鉴定和新增鉴定，其中393人无尘肺病、111人胸片质量不合格，1人待定，有尘肺病仅为42人。这意味着，三名医生诊断读片差异率高达92.3%。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上述鉴定和诊断之间的差异认定成是医生过失造成的结果，并由此计算赔付，认为三位医生造成了国家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

       由此可以看出，在事实没有被推倒的情况下，一切都是在轨道上行驶。而人们为何会对此事件如此关注呢？其实，这里面有着很大的环境性影响因素，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习惯性心理判断，即在鸿茅药酒事件之后，人们普遍对医生产生了较强的弱势推理，换言之，在鸿茅药酒事件余温尚在的情况下，医生就成了人们心理层面固有的弱势符号。

       这样的心理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发生过人们不愿看到的鸿茅药酒事件。但是，任何事件都要就事论事，以事实为依据，否则，所有的医生被抓事件都会形成固定的思维结果，而这，对于社会正常的法律运行则是一种阻滞，一旦形成这样的认识，其实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极为不利，由其是在这件事上，毕竟，社保资金关系着每个社会成员未来的切身利益。

       因此，对于贵州航天医院3名医生因诊断尘肺病被抓事件，在事实没有被推倒之前，还应当在社会属性的公共层面给予更高层面的认知。因为这件事完全不同于鸿茅药酒事件，一个是为了地方利益和企业利益，另一个是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每个人的利益，这意味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本质不同，当然，不管事件是否还会发生反转，但无论如何，都要以经得起检验的事实为最终定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