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博文继续连载清河中学退休老师李华宇老师的自传《萧萧人生路》。该文是其中第一章《童年时代》的几段叙述。质朴的文字中，还原了共和国同龄人的艰涩童年。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农村孩子而言，李老师的讲述，不啻于童年生活的再现。只是，李老师的童年比我们更苦更难。

挛 红 薯

到了秋后，生产队把地里的红薯刨完了，我便挎起草篮、扛上铁锨，去地里挛红薯，刚刨过的红薯地还好挛，我一个坑一个坑地翻掘，有时一晌也能挛二、三十斤。

立冬以后，生产队为了“晒地”，把红薯茬全耕翻了，并且耕地时生产队长都是派专人在犁后面跟着拾“落架”的红薯，所以，再想找落下的红薯就不容易了，但我仍然坚持在星期天去地里挛，因为我知道，“鱼过千次网，网网还有鱼”，尽管耕地时有专人在犁后面跟着拾红薯，但有时看不到，有时红薯也会埋在土里，剩下的红薯还是有的。另外，有些长跑根，根端在地下扎得很深，多数都会结下一块红薯，刨红薯时刨不到，耕地时也耕不着。所以我任意选择一方耕翻过的红薯茬地，便一锨挨一锨，深深地掘起来，铁锨被泥土磨得锃光瓦亮，既锋利又好用，有时二十锨三十锨一无所获，有时三锨五锨就听到铁锨尖处 “咔嚓”一声，一块红薯被拦腰截断，我心头一阵高兴，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挖了出来。

我掘完一片又掘一片，从早晨六点下地到上午十点多回家，掘四五个小时，也能挛一二十斤。篮子里的红薯块有大有小、有整有碎，小的象手指，大的象拳头；小的，母亲为我们下锅烀着吃，大的，她切片晒干，留着以后吃。

晒红薯干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认为红薯高产，生产队以红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社员们秋、冬吃红薯，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挖一口几米深的地窖，把分得的红薯检存在里面；春、夏吃红薯干儿，把部分鲜红薯晒成红薯干儿。

每年秋天，社员们刨完一块红薯地，都是牛车拉、拱车子推，把红薯运到生产队的大场院上，然后按工分、按人口分给每家每户。回忆起每年秋后家家户户老少齐上阵，抢晒红薯干儿的情景，那一派繁忙的景象就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时候，“擦床子”（用来擦切薯干儿的工具）是最繁忙的时候，有的家中有两、三个擦床子，有的有一个，有的一个也没有，所以，有用擦床子擦的，有去别人家借的，有在别人家中等候，等人家用完后自己再用的，还有用菜刀切的......“嚓！嚓！嚓！”擦床子的擦响声，“咯噔！咯噔！咯噔！”菜刀的切割声，加上大人孩子的说话声、喧闹声同时传出，汇成了那难得一闻的“交响乐”。家家户户的簸箩里、草篮里、竹筐里、水桶里都装满了鲜白溢汁的红薯片子。这种情景一般都要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各家各户开始向房顶上提红薯片儿啦：天气晴好，空气清新，父亲双腿岔开，站在北房和西房之间的夹道儿上，用绳索一篮篮、一桶桶地把红薯片提上去；母亲和小妹妹在下面忙碌着，出来、进去、进去、出来，为父亲装篮子、装水桶；奶奶、姐姐和我爬上房顶，把父亲提上来的红薯片子一片儿一片儿地、密密麻麻地单摆在那用泥土封顶的房顶上。四面望去，社员们都已沸腾起来，各家的房顶之上，老人、孩子、往上提的、蹲着摆的、坐板凳儿的、弯着腰的、时而站起身来缓缓劲儿的......人人争分夺秒，个个急不可待，加上水桶的叮当声，人们的喧闹声，真是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到了上午八、九点钟，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变成了乳白色，放眼望去，连成一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好一派乳白的世界。

如果天气一直晴好的话，房顶上的红薯片儿也要晒五、六天才能晒干。可是老天爷却常常不随人愿：有时人们把鲜红薯片儿弄到房顶上不久，薯片儿上的乳汁尚未消尽，到了傍晚天色变阴或下起小雨。社员们可都着了慌，个个爬上房顶，提提灯的，打手电的，摸黑拾掇的，不得不把满房顶的红薯片儿再堆起来，上面盖上个个草苫或片片塑料布......有时好不容易才晒个半干儿，老天变脸，电闪雷鸣，阴雨连绵，一下就是几天，社员们简直沮丧至极，无所适从：不堆不盖怕雨淋，堆起来盖住又怕发霉，人人着急上火，个个坐立不安，糟糕的天气在一晌----一天---两天......慢慢地挨过，淅沥哗啦的雨声伴着声声闷雷，像无形的针锥刺疼着社员们的心窝。“老天爷呀！你快睁开眼吧！房上的红薯干儿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啊！......”母亲在不停地祈祷着；奶奶连烧了几柱香后，独自坐在里屋的土炕上，心中充满了惆怅......

说来也奇怪，老天象是在有意捉弄社员们，每到晒红薯干儿的季节，不是忽阴忽晴，就是阴雨连绵，房顶上的红薯片儿堆起来——摊开——又堆起来——再摊开......这样好几个回合，到头来变得泥头灰脑儿、黑乎乎一片，有时还会发出阵阵刺鼻的酸霉味。

社员们别无选择，只能把这黑乎乎的红薯干儿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细水常流，留到年后春、夏再吃。

割 青 草

五六十年代，我常去地里割青草，用来喂小兔、喂小羊，或把草晒干卖掉，换几个钱交学费、买笔墨纸张，但多是交到生产队里挣工分。儿时我常和小朋友铁蛋儿、小虼蚤、火车头等一起割草。

星期天或秋假里，我们拿起镰刀，挎起草篮，一块儿走到地里。第一件事就是“扔镰比赛”：每人首先割大致同样多的一大掐子草，“一 ”字形摆放在地上，然后开始比赛。比赛的规则是根据镰刀从空中落地后的姿势定输赢，有“大蹶尾 ”（镰头扎进地里，镰把朝天蹶起），“大叫驴” （镰头镰把正面朝上，平躺在地上），“老母驴”（镰头镰把正面朝下，反扣在地上）等。大蹶尾为赢，老母驴为输，大叫驴为不输也不赢，赢者把输者的一大掐草归为己有，输者只为赢者献贡品。十几个回合过去了，比赛结束，我们便各自开始割起草来。

割到半响，我们肚子空空，饿得咕噜咕噜叫，于是自然会有人提议：“去七队瓜园里爬（偷）瓜、爬茄子吧 ！”我们先从瓜园周围的玉米地或高粱地里钻到瓜园的边沿处，然后猫着腰或匍匐前进深入到瓜园里，有时摘个大甜瓜，有时摘个大脆瓜，有时揪两个嫩茄子再拔上一缕小葱儿，美美地吃上一回。不过，爬瓜、爬茄子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每队的瓜园里都有专人看守，有时我们虽然看不见瓜园里有人，但“看守”可以在“瓜屋儿”里通过多个望风口把整个瓜园尽收眼底，有时我们刚爬进瓜园， 看守会冲出瓜屋儿，把我们撵个“燕儿飞 ”！有时由于我们的大意而被逮个正着！只得“爷爷！爷爷！”地叫个不停，请求饶恕。时间长了，我们变得警惕起来，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一旦发现看守，我们会马上互相告知并按事先的约定，向不同的方 向四散逃蹿或钻进玉米地，这时，看守对我们则无可奈何，只能站在瓜园里操爹日娘地吆喝一通。

有时割到太阳快落山了，又累又饿，我们也会用镰刀在地上挖一条沟，然后就地取材，或挖几块红薯放进沟里，或掰几个嫩棒子横搭在沟上，再拾些干柴放进沟里烧了起来，不用多长时间，我们便围坐在一起得意地吃上一回半生不熟、黑乎乎的烤红薯、烤玉米，然后背起草篮回家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发地知道了挣工分的重要性，也就不再干那种“缺德”之事，而是一心一意地割起草来。因为社员们一有空闲都去地里割草，所以，附近地里的草越来越少了，于是后来我常常去丁家寨、官地村、三铺村等比较偏远的地方去钻高粱地、钻玉米地：因为天旱时，生产队的庄稼地有时锄草不干净，到了七八月里，阴雨连绵，玉米、高粱等都长起来了，地里的杂草自然也会长得很快，有时碰到一片缺苗断垄之处，特别是碰到一片坟地，坟墓周围及旮旮旯旯里的“蔓子草”，“水白草”、“星星草”等长得又高又壮，真是茂盛，那可是我割草的最好去处！可七、八月的天气，一人多高的玉米、高粱地里密不透风，简直像个大蒸笼，加上蚊虫叮咬实在难以忍受。不过，我会为幸运碰到这样的好去处而兴奋不已、不顾一切，扒去衣服、脱掉鞋袜，急不可待地割起来......真是挥汗如雨，浑身上下像个落汤鸡一样。有时也会把满把的“蒺藜秧”抓在手中，手被蒺藜扎得疼痛难忍，甚或一不小心镰刀碰到砖头而割破了手指，鲜血直流，这时，我会马上就地揪上几片“血见仇”（一种青草）贴在手上用来止血......

我割完一片又找一片，割了一堆又一堆，不过，因为是在庄稼地里，对这一堆堆的青草，我必须用心记住它们的位置，否则，会有再也找不到的可能。最后，我把一堆堆的青草抱出庄稼地，捆成两大捆，用扁担挑回家，交到队里的牲口棚，饲养员为我过秤后，由会计为我计算工分。

拉犁拉耙

那时，农村是大集体，生产队里穷，土地多而牲口少，所以像耕地、耙地、拉大车（拉土、拉粪、拉庄稼）等多种农活也常靠人力去完成。我常随父母一起去参加队里的拉犁、拉耙、拉大车。

就说拉犁拉耙吧。早晨，天刚朦朦亮，生产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了，男女老少几十口，个个带上绳索到十字街口集合，然后，队长、会计扛起犁耙，和大家一起走向离村子几里路的地块里先拉犁后拉耙。队长在后面扶犁，几十口社员分成左右两部分，绳索有长有短，拴在犁勾上一起向前拉。像“梨树行”、“裤子地”等地块儿，长长的地身子有四百多米，一趟拉到尽头要十几分钟，社员们个个弯腰曲背、挥汗如雨，拼命地向前拉呀！拉呀！后面的黏土地随之被锃光瓦亮的犁铧厚厚地翻过身来......

就这样，拉了一趟又一趟，犁了一遭又一遭。在拉犁的过程中，也会有个别人偷懒蹭滑不用力，但队长在后面都能看在 眼里，就说我们队的黑二他爹，是出了名的老滑头，外号“人精”，因出工不出力，常常受到队长的斥责，并在晚上记工分时扣他二分工。

我村的土地是黏土地，耕过之后必须很快用耙耙住， 一是不起坷垃，二能保墒，如果耙晚了,那厚厚的黏土块会变成像骨头一样的硬疙瘩而再也耙不开了。比起拉犁来,拉耙的滋味就更难受了:两米长、一米宽沉重的红荆条子、枣木条子大耙平放在刚翻过的黏土地上，队长再站在耙上面，几十口社员往前拉，刚翻过的黏土地脚踩上去又软又深，没过脚脖子，年轻的小媳妇、大姑娘和小伙子一样，挽起裤腿、扒掉鞋袜，赤脚上阵，每拉一步都是肝肠晃动，竭尽全力！就这样，要耙两三遍才能耙好。

九点多钟，下晌的时间到了，社员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我都是累得腰酸肩痛，迈不开步，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

社员们尽管如此终日苦干，但每年的收成都是相当低下的，小麦、玉米亩产二百斤就算是好收成了，夏、秋之后生产队里卖去“爱国粮”，留下种子、饲料，剩下的才分口粮，有时按工分，有时按人口，有时工分和人口“七三开”，社员们一家老小分得的粮食太少了，根本吃不到来年收粮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