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莫言家，他那个书房，是我看到的最带劲的。他的书桌，一横一竖，宽宽大大的台面上，整齐地码放着书，侧面是电脑，液晶屏，那时候还不大多见的那种薄薄的面儿，浅白色，煞是好看，大概费了他两三万块，特为置备。

中间一张转椅，椅子后面贴墙是半圈子书架，插放着各种图书，包裹出一个独立的世界来。在它外面，平推进阳光，正对着一个开放式的阳台，光线特别足，也特别好。

我就想，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搞创作，心情一定干净而平静，在我，也就知足了。在莫言，则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是直等分上这套位于北京市“中心里的中心”的三居，40多岁后，才转的业。

我对莫言曾产生误会，以为他这种顶尖级作家，写本书首印收入就五六十万，长年积累，几十本书不间断出来，每年总有上百万。哪有什么后顾之忧？其实不然。据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人要赠他别墅，让莫言摆脱困扰，专心创作。莫言90岁的父亲莫贻凡连忙反对：“不要！不要！什么送别墅哦。我家儿子莫言是庄稼人出身，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俺儿子不要。”

2012年10月，莫言的妻子杜勤兰女士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说，莫言的奖金想买房子，是因为一家三代住的一直是部队的一套91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女儿、女婿、外孙女和他们夫妻三代人挤在一起，很局促。多年来他们夫妻只好带着外孙女回高密老家，帮女儿带孩子。用诺贝尔奖金在北京再买一套房子，五口之家可以住得宽松点，女儿与孩子也不必分隔两地。

莫言的收入靠工资，他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的作品经常一写就是几年，而且严重被盗版侵权，收入不高。为照顾莫言和女儿管笑笑，杜勤兰在北京没有找工作，女儿上学，全家三口都靠莫言一个人的收入，老父亲也需赡养。这样的收入，莫言还尽量为老家作一些贡献。他在家改善生活仅仅是包一顿饺子。莫言坚持不懈，一直在学习，经常看书到半夜。刚到北京时，他是一个人，写作到半夜，饿了，只能吃大葱喝热水，多年下来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每天都吃药。

莫言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如今有了外孙女，百般疼爱。平时他都会呆在家里，因为身体不好，不喝酒、少吸烟，最大的爱好是爱听戏曲，尤其是家乡戏茂腔。

2000年，曾有人问他，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那一百多万美元的奖金，想怎样花？莫言答道，要拿它买一座大房子，带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里面搓澡。当时我们以为他只是说话幽默，开开玩笑。

2003年我曾在文章里赞叹莫言家的书房不错，写作环境让人羡慕，要是能有他那样的书房，我就满足了。莫言看后说他的书房终年不见阳光，哪里值得羡慕。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见闻太少，观察也不够。现在看多了新房子、大房子，回头再看莫言的房子，确实不大，书房也很小。金庸的书房甚至是一层楼，正对着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书架上全是书，那才是真带劲，莫言和他的不可比。

2012年10月，莫言果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者再提此问，莫言的回答仍是要在北京买房子，我相信这是他最迫切的需求。不过奖金下跌，北京的房价飙升了十倍，2000年的一千万，在北京买个带洗澡池子的大房子不难，2012年的八百万，就只能买一百多平方米的了。这从某个侧面，透露出作家生活的窘迫，限制了作家奋飞的空间。莫言又说，作家不能太富有，乐于坐享其成，写作就缺乏动力了。2000年3月，莫言在斯坦福大学演讲，题目就是“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摘自《大师莫言》

莫言谈读书

不读书的国家或者不读书的民族，不敢说是愚蠢的民族，但肯定是一个留下很多遗憾的民族。在远古时期，在书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也有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人也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获得知识，也有一些方式来传播知识。但是自从书出现之后，书作为总结人类知识、传播人类知识的途径，应该是最便利的，也是最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获得知识最方便的途径舍弃了，不去读书自然是很遗憾的。

我读书分几个阶段，童年时间特别想读书但是找不到书读，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书特别少，我生活在乡下，买一本书不容易。所以周围的村庄里谁家有一本书，我们都知道，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书借过来，而且都是限制时间的，抓紧时间赶快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读书变成了一种享受，变成了一种像饥饿了许久的人盼望着一顿美味大餐一样的感受。这种方式读的书，记忆特别深刻，也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就是当时读的书，很多细节现在记忆犹新。后来书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自己能够大量买书的时候，反而读书越来越少。借书读容易读，买书反而不容易读。有时候一下子去书店，肯定不止买一本，但是很遗憾，有些书几十年前就下决心想读，但是现在也没有读。所以我们现在不急于买新书，而是应该回家把自己的书架看看，找出那些落满灰尘早就应该读、早就想读但一直没有读的书先读，我想这样的书毕竟都是经典，毕竟经过时间和千百万读者考验的。

我小时候，气候也和现在不同，经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滥，种矮秆庄稼会淹死，只能种高粱，因为高粱的秆很高。那时人口稀少，土地宽广，每到秋天，一出村庄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缘的高粱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我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到这里上演。

《红高粱》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轰动，其原因就在于它有那么一点独创性。将近二十年过去后，我对《红高粱》仍然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小说的叙述视角，过去的小说里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而《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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