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看两位友人的戏剧人生，感慨不已。人生中的偶然，多么重要。那是老天爷在成全一个天才。

我的青梅竹马 
 

作者： 毕飞宇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最具戏剧性的朋友是朱燕玲。

1989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字，我把我的一个中篇寄到“《花城》编辑部”去了。和我所有的稿件一样，我的小说在《花城》编辑部那头没有任何消息———后来我知道了，1990年的下半年，《花城》编辑部的稿件业已堆积如山，

 
都摞在地板上了，他们决定“清仓”。戏剧性就在清仓的这一天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编辑动了恻隐之心，想，再翻一翻吧，也许还有合适的稿子呢，别漏了。她就蹲在地板上，一篇一篇地翻。这一翻就把一个叫《孤岛》的小说给翻出来了。这个年轻的女编辑就是朱燕玲。而《孤岛》就是我的处女作。
从理论上说，这个时候我应当花上冗长的篇幅来赞美我的伯乐才对。可是，我有更重要的话要说。朱燕玲蹲在地板上，作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判断，她认定了《孤岛》的作者是“七十来岁的样子”。她给我来了一封信，语调是客套的，也许还是尊老的。我读着她的信，看着她又瘦又硬的笔迹，同样得出了匪夷所思的结论，朱燕玲有可能五十出头了。之所以没敢把她猜得太老，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六十岁是要退休的。所以，我克制了我的喜悦，给朱燕玲回了一封信，语气更客套、更尊老。两个“老人”就这样有了书信上的来往，彼此那个客气的啊，像款款的夕阳，温馨又从容。

终于有一天，朱燕玲要来南京了。我问她到南京“有什么事”，朱燕玲用她又瘦又硬的笔迹告诉我：“我回家，我就是南京人哪！”天哪，这么巧，她居然就是南京人。她在广州，我在南京，因为一篇小说，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就这样在南京见面了。我骑了足足有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这真是一次戏剧性的见面，我们都惊讶于对方的年轻。因为年轻，又因为燕玲太漂亮，我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要知道，在心理上，我已经做好了和“长辈”见面的打算，可结果呢，燕玲只有二十多岁，差不多和我同龄———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我多么渴望我的伯乐是一位白发苍苍的、满面皱纹的、德高望重的长着。可燕玲这么小，这么漂亮，很不对劲了。我的虚荣心受到了挫折。你朱燕玲怎么也不该是《花城》编辑部的编辑。

我终于被这样的结果弄得古怪了，也许燕玲也一样地古怪。燕玲说：“坐吧。”我就坐。燕玲说：“喝水吧，”我就喝水。我记得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坐”在燕玲家的客厅里，认认真真地、同时还全力以赴地“喝水”。在这里我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那时候，年轻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每一个年轻人都眼巴巴地渴望着自己能够老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够“分量”。燕玲对我有知遇之恩，她年轻，我不能责怪人家什么，那么，剩下来的我只有自责了。我居然利用小说把自己弄得很有“分量”，我对不起燕玲。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要说，遇上燕玲实在是我的幸运。她的认真和善良帮助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她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她的“手上”被埋没了。她的眼光始终与众不同。她从来就不相信所谓的名气。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可能有我呢？我当然不会认为我有多么了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需要说，没有朱燕玲就没有我。我至今保留了她以《花城》编辑部的名义给我写来的信。假使当初没有这封信，我现在是怎样的呢？老实说，我很后怕。要知道，在燕玲发表我处女作的时候，退稿已经退得我快发疯了。你越是有信心，你越是要发疯。是燕玲第一个从黑暗当中向我伸出她的手。

燕玲在广州，我在南京。照理说，我和燕玲能够相识，命运对我已经很关照了。可是，没完。我已经说过了，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朱燕玲是最具戏剧性的一个。1999年，我在南京买了新房子。新房子的地点很不错，楼群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广场。2000年的某一天，我带着孩子在广场上散步，突然发现一个女人朝我走来了———她的手上同样搀着一个孩子。她在对着我微笑。我认识这个女人的，我一定认识这个女人的，可我就是不敢相信。好半天之后，我确信了，她是燕玲。我们本来已经约好了，我们在第二天的下午到茶馆里见面。可是，老天爷没有让我们等。老天爷在家门口以一种家常的方式让我们见面了。我惊喜地问燕玲，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燕玲说，她的父亲在这里买了房子———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天哪，天底下会有这样巧合的事么？如果这个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写的，我会谴责这个小说家的低能。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原原本本的，就是这样。我和燕玲居然在南京做起了邻居。我一把拉住燕玲，说：“我们可真是青梅竹马。”燕玲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是的，青梅竹马。都这样了，不是青梅竹马还能是什么？

就因为写作，燕玲，我有了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家都有了你这样的朋友。谁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只是写出了几部作品？我爱写作，是写作拓宽了我的整个人生。

最后我要补充一句，年轻的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和燕玲是青梅竹马就委托我给《花城》寄稿件。没用。我都试过好几次了，燕玲没给过我一次脸面。唉，在稿件面前，这个女人真是六亲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