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

  6月23日下午，我去看望近邻邵燕祥先生，把自己新出的小说《玉色》和传记《老舍的沉浮人生》送上。老人气色尚好，精神也不错。我们坐下后，随意聊起今年一些文化老人集中被“翻晒”的事情。打头的是文怀沙“隐瞒”年龄，接着是黄苗子、冯亦代等人当“卧底”，不久又有荣宏君抛出上世纪50年代初徐悲鸿给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所写的两封信，首度评说徐刘百年恩怨。 （《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荣宏君著，同心出版社出版）。

  的确，一些文化偶像、世纪老人的形象，几十年来纷继“倒塌”，有时是一个两个，有时是一组一批，不自今日始。遍寻下来，我们很难发现有多少能做到自始至终“洁身自好”的，不要说文怀沙、黄苗子、冯亦代、刘海粟这样的“小众”名流，就是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大众”人物，不少事也是很难开脱责任的。恰如钱钟书说的“If we don’t have freedom of speech, at least we have freedom of silience”（假如我们没有言说的自由，至少我们还有沉默的自由）。但是，有几个真正做到了呢？而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做人要求或底线。

  所以，无论“大众”、“小众”，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次次有意无意间树立的“标杆”，基本已全军覆没。不同在于大众人物的事迹多半已曝光，他们再怎样出格，我们早已不以为奇。而那些“小众”偶像，则新近出土，有可能一下子推进公众的视野，他们之能受到关注的“新闻点”，往往便是其形象和作为乖离过多，不能不引出大片的质疑声，好似天上来客，未曾在这土壤上生长。

  我却是早有准备。因为一切加以还原后，我们会发现，大的格局一旦比较严酷，每个人可选择的余地就很小，虽然他们的品性、处境、地位、内在素质等千差万别，但他们的行为表现方式却高度一致，有时连心态、思想都极其统一。

  健全的环境怎样呢？它应该是参差的、各奔东西的。少数天才，时代的大师，又一定是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与大众逆行的。

  试想一下，即连我最为敬佩的天才老舍和沈从文，这些时代进程的“边缘人物”、不掌握大权的纯粹、厚道的文人，他们处身一个苛刻的时代中，其性格、情感、思想上的缺陷，都极其明显，无法左右命运的安排，无法不被他们的时代推着、裹着往前赶，其他人如何不等而下之呢？

  我认为诸如沈从文的“花心”，老舍的违心紧跟，文怀沙的“隐瞒”年龄，至多只是“犯错”，他们的行为都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可以被接纳、理解的原因。但有的人、有的事不在其列，他们行为的“结果”，对他人造成了强烈的伤害，危及到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故已属“犯罪”。

  往者已矣，作为后人，我们既要看到真实的历史，要对过往的人有一份悲悯情怀，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避免悲剧的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