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00年岁尾，我和我的导师张志忠先生，

与中央电视台编剧、作家徐小斌女士邂逅。我们闲谈

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张志忠说，如果叫他提名，他认

为最有资格获奖的应该是贾平凹。徐小斌则说最欣赏

刘恒。这两句话都给我留下印象。

　　之前与之后，我陆续看过刘恒的《伏羲伏羲》

《白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狗日的粮食》

《本命年》等，随即喜欢上了这位作家。

　　从刘恒已经取得的成就及其表现出的潜力、

资质看，可以说，他应该是属于老舍、沈从文、

张爱玲那个级别的小说大家了。所差只在旁骛太多，

编剧、导演、作协主席、刊物主编……究竟还有多少

心思写小说，我就说不好了。

　　当然，后面所有这些，也许的确在起初提升了他的

人气与知名度，使他的作品能够在第一时间大面积覆盖

出去，很快进入千百万读者的阅读视野，并让我们迅速

理解、接受。

　　我“走进”刘恒的经历，大概就具有代表性。

　　第一次知道刘恒，是在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读书

时。那天，学校露天广场播放陕西籍名导张艺谋的

《菊豆》。我看到荧幕上赫然打出了“根据刘恒小说

《伏羲伏羲》改编”、“编剧刘恒”等字样。当时我

就想：这个人是谁啊？能和张艺谋合作，而且据说是

反响极好，大概不是等闲之辈。

　　不久，我又看了张艺谋的又一部名片《秋菊打官司》，

上面打出的编剧同样是刘恒。它们留给我的印象实在太

深，我就揣想那位创作了它们的作者，更应该是了不起

的。

　　在这么一个潜意识推理逻辑和好奇心理的驱使下，

我马上去书店买来刘恒的小说，看了他的简历，发现他

和莫言、刘震云、王朔等作家一样，也曾当过兵，即刻

就生出亲切感。用我后来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这可是我们部队‘培养’出来的作家啊”。

　　几年后来到北京，我看见他的《贫嘴张大民》在各

大电视台热播，马上连接起过往的美好记忆，忙又找到

他的同名小说来读。

　　在我看来，好的影视作品，一般都是根据某个出色

的小说改编而成。从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

苏童的《妻妾成群》（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到

李碧华的《胭脂扣》、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杜

拉斯的《情人》、米切尔的《飘》（电影《乱世佳人》）

等，无不如此。但是，通常这样改编后的影视作品，

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无法完全表达原小说所能

达到的表义深度和宽度，内含的意蕴、修辞的精美、

语言的风采以及作家通过作品流露出的自身所特有的灵

气神韵，更不要说还有人物的模糊、曲折、委婉、含混

的心理与不同个性者的微妙差异等，非文学语言、诗性

化语言不能达至，非有悟性者，体会不精切。单看刘恒

的影视作品，是远远不能了解这位作家的。

　　而况，对于我这样“挑剔”的读者来说，当代人写

的小说我一般不看，能够引起关注的渠道之一，便是通

过看改编的影视作品。从这一点论，刘恒的“影视缘”

在他是居功甚伟了。后来他兴趣的转变多样，正是与之

大相关联的。

　　无论怎么说，今日之刘恒已经在一点上，成为中国

作家的“领头人物”，永远为绝大多数前人、后人所不

可能达到，这就是他的导演和编剧身份。刘恒的最大特

色，也正在此。

　　从他手里，陆续推出过家喻户晓的《少年天子》、

《贫嘴张大民》等精品——推出它们，不仅需要丰沛的

情思，也需要刚健的体魄，需要“行家”亲临拍摄现场，

给剧组成员讲解，作具体而全面的“指导”。

　　或许正是由于他的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2004年

的北京市文学节上，他才被众多专家、学者，一致地评

选为惟一的“文学创新奖”得主，与白先勇、王蒙一道，

成为一时之瞩目、新闻之焦点。

　　小说家的事业与之适反，它是寂寞的，要求守住孤

独的；刘恒本人有着强烈的自知之明，把写小说和整影

视之间的分寸拿捏得当，也一直低调做人，从不主动迎

合什么，除非是不得不遵命，推卸不去了，才来“认真”

应景——他的应景也是认真的应景。因而受到关注、奖

励，得到读者与观众的肯定。

　　后者又很自然地成了他增加阅历，丰富生命资源，

为将来写出更优秀的小说，把他推进更远的动力源泉。

　　对于一个生命力如此强盛的作家来说，他的每一点

生活，都不会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