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上品》中的渊源论及其得失

           中国古代文学          王文亚

   摘要：钟嵘的《诗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包含了许多对后人影响深远的观点，其中的渊源论最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本文选取《诗品•上品》为研究对象，着重论述了其中的两大渊源及其特色并且对渊源论提出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关键词：钟嵘；《诗品•上品》；渊源论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1]由此可见他对钟嵘《诗品》中的渊源流派十分看重和推崇，而同样是清代著名学者的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对渊源流派论另有看法：“其论某人源出于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2]两人各执一词，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直到如今，学术界还为此争执讨论不休。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钟嵘《诗品》中的渊源流派论，为此本人特提出自己的愚见，先还是来简单了解一下钟嵘的人生经历与《诗品》的创作的相关问题。

             一、钟嵘的人生经历与《诗品》的创作

钟嵘（467？—519？），子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他在齐武帝的永明三四年（485，486）作为国子生，熟知《周易》，受到祭酒王俭的青睐和赏识。明帝建武初（495年左右），作为南康王萧子琳的侍郎，出为安国令。东昏侯永元年末(501)，钟嵘授为司徒行参军，迁临川王萧宏行参军，旋随衡阳王萧元简出守会稽，作为他的记室，专门掌管着文林翰墨。钟嵘大约在天监十三年（514）返回建康，四年之后，他被授为晋安王萧纲的记室，后来人们因此称他为“钟记室”。大约在519年，钟嵘由于疾病的缘故，离开了人世。

钟嵘的著作，数《诗品》最负盛名。 在古代，分品级论人论事的风气渊源流长。早在汉代的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流派的相关论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3]到了曹魏时代，曹操的九品中正制度，许劭的《人物志》等掀起了品评的风暴。后来有谢赫的《画品》、沈约的《棋品》、庾肩吴的《书品》等品评之作相继涌现，钟嵘的《诗品》的诞生就很顺其自然了。钟嵘写作《诗品》的缘故,其一是针对“庸音杂体,人各为容” ^[4]（以下凡引用《诗品》中的原话不再一一标注）的的创作现实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其二是针对“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渑淄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批评现实，希望通过“网罗古今,词义殆集”的方式,来达到“辨彰清浊,掎摭利病”的目的,最终建立一条诗歌批评的实用的美学原则。《诗品》又名《诗评》，大约写于天监十三年到十六年（514-517），全书按品第依次分为上中下三品，共列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其中上品十一人（《古诗》由于作者不明，故不计算），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诗品》中提出的“三义说”、“直寻说”、“滋味说”和“渊源说”等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备受关注和备受争议的“渊源说”，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 、《诗品•上品》中的两大渊源及其特点

    《诗品•上品》中共入选作品十二篇，首篇是《古诗》。《古诗》作者不明，一般认为是东汉桓帝和灵帝时期的文人所作。接下的十一篇都有明确的作者，他们依次是:汉都尉李陵、汉婕妤班姬、魏陈思王植、魏文学刘桢、魏侍中王粲、晋步兵阮籍、晋平原相陆机、晋黄门郎潘岳、晋黄门郎张协、晋记室左思和宋临川太守谢灵运。根据著名学者张伯伟的研究,“《诗品》的推源溯流,其用语有三种:一是以‘其源出于某某’；一是用‘祖袭’；一是用‘宪章’。后两类用语往往指主观上有意识地模仿、师承” ^[5]所以整体关照钟嵘的渊源流派论，我们可以将它主要分为三小派：其一是源于《国风》，它又可以分为两小支即《国风》→《古诗》→刘桢→左思和《国风》→曹植→陆机和谢灵运；其二是源于《小雅》，只有阮籍一人出于《小雅》；其三是源于《楚辞》，也可以分为两小支，即《楚辞》→李陵→班姬和《楚辞》→李陵→王粲→潘岳和张协。“钟嵘《诗品》中‘起源出于某某’的表述，其‘源’可以分为‘近源’和‘远源’，‘远源’旨在确立流派系统，而‘近源’更多的与确立流派盟主或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家有关。”^[6]根据这一点，又由于《国风》和《小雅》同是属于《诗经》，故《诗品•上品》中的渊源可以分为两大系统：《诗经》类系统和《楚辞》类系统。“从作家作品的析源辨流看,诗调温厚平和、诗格风骨奇卓的作家多系《诗经》类系统；诗情凄怆忧怨、诗言美赡葱菁的作家多系《楚辞》类系统;而诗旨讽喻激刺、诗体文体省净则是两系作家所显现出的共同美学特征。”^[7]

（一）源出于《诗经》类系统及其特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提出了“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艺术创作原则，这就要求诗歌在体貌上既有爽朗刚健的风力，又有华美的辞采，作品风格应尽可能做到质朴有力与文采华美的结合。这既可以看出时代“丹采”之风对钟嵘的影响，又可看出他对缺乏“风力”的批判。在这一点上，钟嵘《诗品•上品》中《诗经》这一渊源系统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钟嵘在这一系统中最推崇曹植，因为其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也就是说曹植的诗作骨力和气韵特别高，辞藻富丽，情思兼具雅正幽怨，文体既有文也有质，文采超过今古作者，突出于作者群。文质的完美和谐的结合，使得曹植成了这一渊源系统的有力代表，之后有“太康之英”之称的陆机和有“元嘉之雄”之称的谢灵运都源出于曹植，将曹植的文采延续了下去。《诗品•上品》中对陆机的评价是“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钟嵘认为他继承了曹植的文采的华美，辞藻富丽的一面，但是陆诗“尚规矩”，比较规正而缺乏曹植应有的骨气。而对“元嘉之雄”谢灵运的评价是“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钟嵘认为写诗兼有曹植和张协的渊源，但又以曹植为主，又与曹植有区别，区别的关键在于谢诗逸荡无拘束，且“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较多的奇章警句。

    除了曹植文质兼备这一分支外，《诗品•上品》中《诗经》这一渊源系统还有偏于质少于文的《古诗》这一系统，《古诗》下有刘桢，刘桢下有左思。《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刘桢“仗气爱奇，多动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彤润恨少”，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由此可见，《古诗》这一渊源系统注重文章的气力，善于用一股感染人震撼人的风力去感知读者，故钟嵘《诗品•上品》中高度赞扬刘桢文章的风力：“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同时他在评论陶渊明的作品时说“又协左思风力”，这是明说陶渊明的文章特点，却是在暗赞左思文章的风力遒劲的特点。相对于风力这一特点，《古诗》这一渊源系统在文的方面稍微逊色一点，即通常所谓的质胜于文，但与文质兼备且备受推崇的曹植一系相比，《古诗》一系在钟嵘心里也同样是很有地位的。

   小雅一系最为简单，只有阮籍一人。阮籍诗“无雕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这种不用雕琢字句的功夫，语言质朴，能给人纯净的心灵和深远的思想，风格确实和小雅相接近。

   （二）源出于《楚辞》类系统及其特点

钟嵘在《诗品序》指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混逐飞蓬……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由此可以看出钟嵘十分注重诗歌的哀怨凄怆的特点，他认为这种诗歌才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诗歌创作要反映真实的感情，也就是刘勰的‘为情造文’。在这个问题上，钟嵘的意见似乎更为深入，他在具体论作家时一再强调‘凄怆’、‘哀怨’、‘感恨’。诗人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和不平会使感情更加强烈，在封建社会里也更带有普遍意义” ^[8]，总体来说，《诗品•上品》中的楚辞类的系统渊源比起《诗经》类系统渊源来更加具备这种特色。先来看看楚辞类的系统渊源的一个小分支：《楚辞》→李陵→班姬。在这一小分支中，《诗品•上品》这样评价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深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何以至此”，在这里钟嵘论述了李陵文章特点与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他高度评价生活历练对个人诗歌的重要作用，结合钟嵘的身世和生活经历，我们知道其实这也是钟嵘对自身生活经历的感悟和体验的一种总结。班姬和李陵一样，都经历过生活的巨大的打击和严重挫折，因此钟嵘对班姬的评价类似于李陵：“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丽，得匹妇之致”，由此可见，这一系统渊源讲究的是一种寄托哀怨之情，讲究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痛苦的感悟，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不平之气，最终在内容上造就诗歌独特的气质，从而感染读者，甚至和读者达到共鸣。

楚辞类的系统渊源的另外一个小分支：《楚辞》→李陵→王粲→潘岳和张协。王粲直接源出于李陵，继承了李陵诗哀怨凄怆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明显得减弱了许多。钟嵘对他的评价为“发楸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刘之间别构一体”，其实王粲作为曹魏时期的优秀文人，亲身经历了社会的动乱和人生的无常，感悟也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他还是能够有感而“发楸怆之词”的，但是在他之后的潘岳和张协就与他有所不同了。钟嵘评价潘岳为“《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   ，而评张协则是“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王粲的悲凉之词而言，潘岳和张协的诗歌则更少了悲怨之气，更多的是一股轻快、华美和洁净的气息。我们知道，潘岳和张协所处的晋朝和王粲所处的曹魏时期是有不同的，晋朝社会相对比较稳定，诗人可以比较安心地创作文章，不平之气相对也少一些，故哀怨凄怆得风格向轻快、华美和洁净的风格转变就很顺其自然，也顺理成章了。

三、钟嵘《诗品•上品》中渊源论的得失

《诗品》问世后,历代诗学家对其有关的溯源析流有着不同的看法，分歧很大，就如本文开始提到的推崇渊源论的章学诚和质疑渊源论的纪晓岚，他们各自举出例子，说明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大多数赞同渊源说的都认为钟嵘渊源论中对于“其源出于”某某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从此一系统的艺术特点（内容、风格、语言和情感等方面)上来进行宏观上的考察的。“他把渊源关系只看作艺术风貌的关系，而不及思想传统，虽亦谈及‘典’‘雅’‘怨’，但那是指情思格调而言的，仍在艺术风貌的范围之内。”^[9]一但他们认为作家之间的艺术风貌大致是相同的，便说这种渊源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合理的。可是反对渊源说的大多从微观上来进行考察，得到的是相反的结论，便说钟嵘的渊源说是毫无根据和牵强附会的，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如清纪昀《田侯松岩诗序》云:“钟嵘《诗品》阴分三等,各溯根源,是为诗派之滥觞。张为创立《主客图》,乃明分畦畛。”^[10]

深入思考可以得知，为何人们会对钟嵘的渊源说有这样不同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文学发展与流变的复杂性。从《诗经》的国风到曹植，再到陆机和谢灵运，期间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变化，究竟怎样变化，我们只能依据不完整的史料记载来推测，推测的还只是少数一点点，有时候还会发生误推。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既然文学流变都没有弄清楚，更何以去谈渊源？其二是美学标准的主体性特点。由于出生的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任何具有审美的个体都是与众不同的，由此导致对渊源问题的不同理解。就如刘熙载，他在《艺概诗概》中就说到：“变风始《柏舟》,《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如果是这样，源出于国风的曹植就可《离骚》便是统一系统渊源了，可是钟嵘并不是这样审美标准。其三是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任何一个作家作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一个多棱复杂的立体。批评家观照审美对象时,由于主体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同一作家作品也可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钟嵘评价左思为“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可是沈德潜在《古诗源》左思下注曰：“钟嵘评古诗，谓野于陆机，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又复而笔力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由此可见审美对象的多样性特点决定了审美者不同的审美结果。

既然对《诗品•上品》中渊源论如此难以把握，那么我们究竟用什么态度去看待呢？它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又有哪些呢？总的说来，钟嵘《诗品•上品》中渊源论存在的合理性主要在于它遵循以类相从的方法并根据诗人诗歌艺术特色和精神风貌来定位诗人的渊源。《诗经》一系渊源的偏重于风骨遒劲之气，给人一种傲骨凌霜，积极奋发的感觉，具有这种特点的就放到一起；楚辞一系渊源的便是偏重于哀怨凄怆的悲凉之气，给人一种肃然萧条的感觉。这是从总体上来说《诗品•上品》中渊源论存在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其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钟嵘说谁源于谁，根本就没有用事实证据加以说明，这就会让人觉得这是钟嵘自己主观臆断的结果。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往往能在诗文（模仿或借鉴）中有所体现，或者在史料上有所记载，比如曹操化用《诗经》中的句子，杜甫学阴铿等等这些都能在诗文或史料中找到一丝影子，但是钟嵘《诗品•上品》中的诗人们的借鉴化用等带有渊源关系的方式很难直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其次，钟嵘把渊源关系简单化了。我们知道《诗品•上品》都是直接说谁出于谁，但是实际上一个作家受到的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多人的。例如曹植、阮籍的有些诗篇，或言涉游仙，或托喻美人香草，受楚辞影响，单纯说源出国风、小雅，就显得片面。在《诗品•上品》十二个渊源说中， 有十一个是说受到单一的影响，就单单只有谢灵运有点不同：“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再次，《诗品•上品》中的渊源论本身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钟嵘认为谢灵运的渊源是以曹植为主，张协为辅，我们通过感知他们整体的文章就可以知道，谢灵运是山水写意的大诗人，风格清新自然飘逸，少了曹植早期诗歌的富贵浮华之气和晚期诗歌的生命感叹的悲怨之气，更何况曹植根本就没有什么山水诗。“同一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艺术特征是不断演变的，在传承过程中，接受的影响可能是全部特色，也可能是其中某一特色” ^[11]，虽然大家都认为后代对前代是一种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但是谢灵运对曹植似乎更多的是革新，至于继承就很难说了，由此可见钟嵘的渊源说本身能不能站住脚还是一个问题。最后，《诗品•上品》中的渊源论作家与作家时间相距太远，更何况有些诗人有没有诗作还是个未知数。在《诗经》一系渊源中，曹植源于国风，阮籍源于小雅，他们前后相差的时间跨度之长，很难想象其渊源是怎么来的，就算曹植熟知国风，阮籍熟知小雅，他们诗风相近，也不能说明一定就是渊源关系。此外《诗品•上品》中的李陵是否作诗有待进一步研究，史料上并没有记载他的作品，如果把后汉末年文人的诗作归入李陵的名下，又拿不出可靠的证据，这就有点站不住脚。假设李陵没有作品，就谈不上什么“其源出于李陵”了，可惜钟嵘未加以证实就轻率地认定谁源于李陵，又由于后面源出于李陵的诗人数量之多，假如哪天能证实那些不是李陵的作品，那么一大批源于他的作家就是无稽之谈了。

鉴于以上原因，在权衡渊源论的得与失之后，本人对钟嵘《诗品•上品》渊源论的看法基本上是以反对为主，赞同为辅。尽管如此，钟嵘的渊源论较好地揭示了五言诗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标新立异的渊源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对后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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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文新.论钟嵘《诗品》关于流派问题的理论建树[J].齐鲁学刊

  2004（4）:14.

[7]刘运好.《诗品》溯源析流的美学原则和内涵[J].安徽师大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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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09.

[9]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0.

[10] 纪昀.纪晓岚文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201. 

[11]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