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西汉鎏金鹿形铜灯（图1），为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墓出土。其通体鎏金，自上而下由灯盘、支架、鹿座三部分组成。鹿昂首，口中衔支架，上承盘。支架造型，上有柿蒂纹花瓣和花苞。有的认为是灵芝，我们认为暂时称为花枝为好。

依据汉代《焦氏易林》，震卦呼应鹿、麋鹿和花。更早的时候，商代的鹿首或麂首的龙，一般龙身有火字形花纹，及其是表现雷龙的，显然与震卦有关。树枝为五行之木，属于东向，依后天八卦，其呼应的依然是震卦。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三枝灯树（图2），虽然不是常见的准确模拟扶桑的十个灯，但是仍然含有来自扶桑树的思维，显然与东向之树、甲乙木呼应。树枝上端有一个圆形表示太阳，上端还有一个骑鹿仙人，仙人高举双臂， 擎托最大一盏灯盘（图3）。显然这里的鹿既有常见的仙人神兽概念，也包括与雷火呼应的意思。其树枝上端有一龙，可与雷电龙或者苍龙呼应苍[1] ，树座有诸多小龙，实际与诸多鼓座之龙类似，都是以自然之物和现象魂震卦或象征雷电的[2] ，四周的虎衔环，实际与商周时期铜器像皿方罍的饕餮衔环的意义类似，这类图像在春秋战国非常多，像米秀博物馆苏欧藏来自洛阳金村的文物（图4），都是表示雷电的。树枝的猴子、神鸟等即是自然神奇的现象，也是呼应雷火的场景，因为猴子和神鸟都可以呼应雷。自然以这些图像来表示灯树地理环境的神奇也是其基本表现的意义。其实诸多汉代的灯树都遵循这样的解读模式（图5）。

其实战国汉代有不少龙与神鸟都与雷电有关，即使是苍龙和朱雀实际也属于雷电龙范畴。像中山王墓的一件铜灯（图6），其中器座有诸多小龙（图7），显然与春秋建鼓之座的龙蛇一样（建鼓呼应雷，所以有雷电龙，同时建鼓之意有立树之意，与五行之木呼应，而甲乙木位于东，东则呼应震卦呼应龙，苍龙就属于雷电龙。其命名有铃、大火、天驷之星宿，可能与其具有的雷电龙特性有关。自然雷电龙不只是苍龙，这是应该注意的。《史记.封禅书》，夏人获得木德，所以龙现，夏君主失德则龙去，也应该是龙木这一文化的反映。其实龙与木呼应，是基于雷电与木的联系，也是基于苍龙·与东象的联系，从易理讲，震卦呼应东，震又为龙，所以甲乙木呼应雷电龙。三星堆神树和晚期的扶桑灯树等有龙即是这一文化的表现。只不过有的神树不是文献中描写的扶桑造型，有的由于各种原因，也不见扶桑树的典型特征了），呼应记载呼应震卦和雷电，盘内的龟（图8），呼应雷，像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离火龟一样，其上端高柱的龙蛇，应该即是雷电沿着高柱的象征，神鸟身有拟合羽翼的火字形花纹（图9），显然呼应雷鸟，即使其为朱雀，依然属于雷火之神鸟，所以神鸟执龙蛇，依然表示的是雷电，而非真的是食龙蛇。米秀博物馆雷鸟执雷龙与其类似。另这一铜器时代为战国时期，执龙蛇的神鸟与龟构成一组，与西汉时期诸多神鸟立于龟的图像（图10），尤其是灯的含义是类似的，都应云含有雷电的意思，有时是以雷电之象表现灯火辉煌。九连墩战国时期的一件人佣形铜灯（图11），其人执神鸟，踏盘也有神鸟，实际该神表示的是雷鸟，人执之似是执雷电，雷电属于火，应是以同类示意表达灯火的。

在商代晚期的时候，开始出现花朵作为神鸟花冠的案例。这类花冠或者其变形者，在商代有的神鸟首有发现，在西周的诸多神面卣之特殊饕餮面、商代不少系龙之首或者少量立体牺首、神面铜卣之龙形系表示的龙之首或龙身之神兽首也有发现。花朵形花冠在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四肢神兽首有表现，在一些方壶立体装饰的虎形神兽首也有存在，在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的漆绘图像之神人首也有发现。

这类花冠的性质，一直不好解读，不过侯家庄1001号墓的一件骨柶中的饕餮造型为解读这一造型的含义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该饕餮羽冠中有典型的花冠形，不过其更为特殊的是，这一饕餮花冠之中心为离火形雷符，这与饕餮具有雷神的属性是一致的，更表明花冠的意义除了拟形，更为重要的核心含义是表示该神鸟、神兽是呼应雷的。卜辞中的华夏之华，为山岳与花树组合，古代形容花之灿烂正若灯火辉煌，这是一种类比和模拟。三星堆文化的扶桑铜树，很直观地表现了花朵与太阳与太阳鸟之间的关联，与太阳扶桑神话也非常一致。尤其是其中的1号铜树，还有一条由神鸟、神兽、龙、人形上肢等元素构成的雷电龙和多个离火形符号，都较好地诠释了太阳、雷、雷电、花朵、花树之间的高度关联。

这样看，凡是有这类花冠的神鸟，像商代的几件（图12）、西周早期的一件（图13），以及神兽，像随州羊子山铜卣系所附立体神兽[3] （图14）、淅川下寺的一件（图15），还有饕餮，像石鼓山墓地的一件（图16）、侯家庄1001好墓葬的一件骨柶的图像等等，实际都是表示其具有呼应雷的本质的。商周时期，实际还有一种符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既是火字形雷符，其重要作用即是表明这一动物是与雷呼应的，在有的神话语境下，甚至可以称为雷神或者雷电神的幻化。这一以火字形花纹拟合自然造形并表现雷火的文化可以早到红山文化、陶寺文化，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像红山文化的彩绘龙、陶寺的彩绘龙，春秋战国时期的虎座鸟架鼓之神鸟与虎、米秀博物馆战国时期的神鸟执龙铜灯的神鸟与龙等。

其实战国时期，在山东省诸城葛埠村也曾发现一件铜花树灯（图17），与西汉鎏金鹿形铜灯一样，其中的灯盘同样是模拟花朵的。自然这类花树，一般会被认为是神奇之花树，而非一般，所以才会有三星堆的九枝铜扶桑、汉代的多树枝铜灯这类铜灯有的树下有龙形，树主枝也有龙[4] ，树枝有猴子等。这里的龙即拟合显示中的自然现象，也拟合神话中的雷电或其它隐喻这一主题的神话叙事。猴子属于灵动之物，可以和震卦呼应。整个神树还表示生生不息，因为木呼应东向、呼应震卦[5] 。

诸城葛埠村的这一铜灯，其中的人形站立于龙之背，与熊家冢战国时期的乘龙之玉器等是一致的，寓意是位于神仙境地的。确切的乘龙图像在濮阳西水坡就有发现，一般的神话叙事可能会描述该龙为神龙，然而本质意义上，乘龙图有表示升天、沟通天地的意思，或者寓意可以达到神仙境地的意思。其中的龙本质意义上尤其在早期应该即是被理解为是雷龙或者闪电龙或者雷电龙的。诸城葛埠村铜灯中的铜人造型，即是符号性的神人，其立于龙身，与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遗策记人形灯为“烛俑”之一般的人形还有不同，一个是表示侍从身份，一个是能够立龙身的具有一定特殊性的人，其本身又似可比拟为有羽翼之鸟，其站立于该龙身[6] ，就好像米秀博物馆的雷鸟执两雷龙一样[7] ，与波士顿美术馆所藏一件神鸟执雷电蛇的鼓架子也类似。其衣服花纹为闪电纹，即本身有雷火（图19），同时把把雷电龙之火一起传递到灯盘或者花朵，即以之表现灯火的神奇。这样图像表现的意义结构与三星堆的1号铜树基本是一样的。其实鹿衔花枝，也有把鹿之雷火传达到花朵的意思。保利曾经拍卖过一件雷龙为柱的战国铜灯，中山国一件人执柱子和龙蛇铜灯[8] （图20），也具有类似的结构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