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共存亡
　　　　　　　——子川诗歌的一种印象
叶橹


（《诗刊》下半月2006年10期）

我认识子川，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他还在泰州市文化馆任职，我因为一件小事得到他的帮助，感到他做事踏实负责，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送过我一本《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本诗集的书名让我体验到一种永恒的象征的意味，而那些具体诗作则给我留下了清新流畅的良好印象。

后来他调到了南京，但同我没有什么联系。只是他调到《扬子江》诗刊后，又有了少数几次的接触。这些年他写的一些诗，倒是经常寄给我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他的诗才有了全新的印象和解读。

最近一次同他交谈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你可以用‘与历史共存亡’的题目写一些诗。”他说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我则说不是要你写大而无当的东西，而是要在大题目下作小文章。他默然，我也默然。

现在我就以此为题，谈谈我对他的诗作的一种印象。

我虽然比子川大了十多岁，但在某一历史阶段的经历上，却有着许多类似的体验和观察。譬如他写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的诗，不仅勾起我的一些沉重的回忆，而且也加深了我对华滋华斯所说的“诗是宁静中的回忆”的理解。我还为此写了《1970年发生了什么……》（见《名作欣赏》2006年第5期）一文。我从他诗所看到的“历史”，虽然已经随风远逝，但文字所留下的真实，却是无法磨灭的。

以前在大学读书时，对个别老师总是津津乐道于“野史”而对“正史”似乎不屑一顾，往往并不能理解。如今经历了数十年的人世沧桑，总算是明白过来了。而诗人进入历史的方式，恐怕得另辟蹊径才行。子川那些写“1970”年的诗，在一些“大手笔”书写“正史”时，也许是不屑一顾的，但对于我们这些“时间的虱子”们而言，却是最真切不过的历史。子川写道：“秋风梳篾大地／人是时间缝中一堆虱子”所以我希望在他的诗中读到的，正是这“一堆虱子”的跳蹦，而不是“大手笔”所书写的“历史”。再譬如，子川写的《向日葵》，从凡高那“灿烂得令人起疑”的“一次次扭曲我所熟悉的向日葵”到“曾经向着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的向日葵，前者的“扭曲”是艺术，而后者的真实却意味着荒诞。艺术能够与历史共存，而荒诞却随着历史而消亡。因此，人们从子川那“信手抓起一把葵子／不小心嗑出一堆1966年的阳光”中，“偷窥”到了一种对历史的调侃与嘲弄。

诗人进入历史并与历史共存亡，这好像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其实，如果从平民的视角使其微观化，这本是一个很实际很具象化的话题。只要诗人不妄想叱咤风云，不无端地编织自我陶醉的英雄梦，不自作多情地充当什么代言人，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诗意栖居的普通人，那么，进入历史并与历史共存亡，便是一件十分普通而正常的事情。就像子川在《黄昏》一诗中所写的那样：“从黄昏切入生活／有一种微醺似清香型佳酿／飞鸟入林去，行人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清晨所没有的感觉／也是晌午所没有的感觉／黄昏令人陶醉／一千年前，婉约的词风吹我／两千里外，钢蓝的海风吹我”。就是这种“切入”的方式与姿态，使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诗意的栖居，什么叫做普通人的生活与历史。这样的普通人，与生活同在，与历史共存亡，不是十分自然的吗？

与历史共存亡这一话题的自然又必然的延伸，自然是诗人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感。谁都知道历史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是在普通人身上，它其实又是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问题。《黑镜框》也许是子川为了怀念某位亲人而写下的悼亡之作，但是我在读到“茶几上时钟依旧在走／命运齿轮上，我生命的链条依旧在转／你已经没有未来”这样的诗句时，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味道，但也有一种豁达的启迪。死者长已矣，生者情意绵，人生代代无穷已，不就正是这种生死的延续吗？我同子川谈论过，我们这些人所经历过的，对于现在的青年一代来说，几乎是难以理解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对于有的人来说，这种“难以理解”和“不可信”，恐怕正是他们窃窃私喜地盼望着出现的“历史”呢！

任何一个具体生命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一个具体的生命消失了，他们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所以“你已经没有未来”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难堪的事实。可对于那些生命的链条依旧在转的人，如果对逝去的历史茫然无知，作为个体，我们会为他感到悲哀。可是，如果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的确，历史似乎让人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当代的“在场者”，特别是那些需要维护自身现实利益的“权重者”，他们需要以自身的利益权衡历史，于是便有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有了“历史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糊涂账”之说。不过，在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看来，自己的亲历所见所闻，才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因此作为诗人的子川，也只能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进入历史并与它共存亡了。至于后人将怎样看待这段历史，有谁能预料得到呢？如烟的是往事，并不如烟的也是往事，就让这样的往事成为历史，给后人一个判断和抉择的参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