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葛洲坝工程那年，在电力部外事司我找到了正在视频前学习法语的杨工，也是从那时开始，通过数年的工作交往，他成了我真正的良师益友，直到今天我都不能忘记他。

杨工个头不算高，长有读书人的脸膛，不戴眼镜却也显得斯文。他讲话的语调很低，普通话里往往还含有地方方言，一听就知道他是个南方人。他平时总喜欢穿灰色西服，爱在白衬衣上戴一条灰白相间的斜条领带，给人一种知识份子特有的庄重感。

这也许和他的工作环境有关，国家部级机关，每个楼层走道里，办公室宽敞的大玻璃上都罩着淡黄色的落地窗帘，给人肃静之感，看不到人，也听不到一点声音。当我第一次步入这里，我的心跳都在加速，也难怪，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职能机关，有武警把守，显得森严壁垒，没有关联的人和事还真别想走进去。

杨工是外事司进出口处的处长，他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对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应该算是我的长辈，在与他几年的交往中，我们竟然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每当到他在白广路电力部宿舍小区的家中小聚，总能感受到这个人的好学精神，在他的住所里到处堆满了书，难怪他精通几国语言，他的太太是北航的教授，他的祖辈上也曾是前清的举人，在他的家中书香门第的味道简直太浓了。

那年我才参加工作二年多，正赶上当时全国最大的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参加了国家第一条500KV输变电工程的开工典礼。500KV输变电工程引用了8个国家的先进电力设备，电力部也在武汉成立了电力部500KV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指挥部。也就是在那时，我受湖北省电力工程公司和电力部500KV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指挥部的双重委派进驻北京，代表电力部在武汉的500KV输变电工程指挥部，全面负责进口设备接运及索赔问题，同时还肩负着本单位北方片的国内设备物资采购工作，也就是这个机会让我有幸认识了杨工，也就是这个杨工给了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上亿的设备分隔清册真是让人一时找不到北，是杨工带我认门，先后拜访了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铁道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中国海关总署、北京海关等相关处室，还带我分别拜访了住在北京饭店和新桥饭店的8国外商驻京机构的代表处，为我日后在北京的工作铺平了道路。我真是非常感谢他，他学识渊博，待人真诚，为人厚道，特别是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那种精神无时不在的影响着我二十多年的工作人生。

进口的大宗设备物资都是通过远洋运输公司在不同国家分期分批的运抵上海，再通过长江运到武汉及宜昌的变电站及沿途的大运点，超大型的设备还要通过铁道部运输局下命令调动仅有的几辆特种元宝车皮来完成沿线的运输任务。由于那时国家的航空业不发达，一些追补及索赔件只能通过空运从国外运到北京，再从北京发往相应地点。为了工作方便，我把北京的中转站设在了电力部机关大院，这当然是得到了杨工的许可。

记得驻京工作的第二年的下半年，是工程最紧迫的时期，也是设备中转的高峰期，从首都机场转来的设备把电力部办公楼一楼大厅塞的满满腾腾，简直不像个国家机关的样子了，我还老打着国家重点工程，电力部重点工程大旗做幌子，让办公厅的同事们有苦难言，只得沉默不语，也就是那年年末，国家机关卫生先进单位电力部没有被评上，杨工还得到了部长的批评，并责令我立刻把堆放在大厅里的设备转移走，又是杨工在顶着巨大压力情况下出面找机关车队队长商量，借了我两间机动车车库，算是把这件事平息了下去。

杨工除了工作、学习，他还是个喜欢助人为乐的人。他在外边有众多的朋友，这与他从事外事工作有关，经常有人给他送票，什么戏票、芭蕾舞，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内外展览会票，他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让我去取票。我的湖北同事及老乡们只要到北京来都会有些意外的收获，最难拿到的中南海参观卷是他们梦寐以求希望得到的，我往往会满足他们这些要求，因为有在外事司工作的朋友杨工，这都是小事一桩了。

杨工是个很正统的人，帮人做事从不求回报。记得那年，自由市场刚刚兴起，不用粮票同样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米，还能买到好米。杨工两口子都是南方人，平时就喜欢吃米饭，他托我从武汉给他弄来50斤好米。我在武汉的同事利用出差的机会就把米给捎来了，他非要按市场价给钱不可，不收还不成。钱收了，他又拿出了50斤全国通用粮票塞给我的同事，我的同事哪好意思再收这个，因为有粮票就用不了这么多钱了，换句话说，粮票还在流通，它就有价值。可我这个实诚的朋友把周转的各种成本用全国通用粮票抵消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亲兄弟明算帐。真把他没办法。

杨工是个典型的知识份子，可他并不保守。记得法国MG公司驻京办要在新桥饭店举办周末舞会，杨工和我应邀参加。说老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有品味的社交活动，心里也一直打鼓，因为我不会跳舞，何况还是由外国人举行的社交活动。可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去应付的，杨工曾对我说：用交际学的话来说，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没有社交活动，任何外事活动也是做不好的，因为人际关系在流通领域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又是杨工在暗暗的鼓励我，不想让我怯场。当强劲的迪斯科舞曲凑响的时候，我也下到舞池加入到了狂欢的人群，随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扭动着自己的身躯，陶醉在欢快的乐曲中，与朋友们一道分享着人生的快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最后遇到杨工是在牛街路口，他八十有余了，是出门来遛弯。还是那么精神，只是背稍微有点驼，方正的脸上多了一些皱纹，也多了一付眼镜，手里还是握着一本书。他还在叫我小彭，我还是称他杨工，在我心中他永远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个令我尊敬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