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艰苦的日子也是要过下去的，我们还要应对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要振作精神，我们一定能挺过这一关。”父亲告诫着我们。

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困难。他十几岁就是从这块贫穷的土地，只身一人的走出去谋生，新旧社会造就了他的传奇人生。有父亲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除了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父母晚上还要参加大队造反派办的黑五类份子学习班，每天不到半夜是回不来的。隔三差五还要被公社押去参加批斗会，父母身心承受着巨大催残。

在我们的眼里，母亲也很不容易。从小就随我的姥爷、姥姥学唱京剧老生，十几岁在东北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家里上下十来口子也主要靠她的挂牌演出挣钱生活。和我父亲结婚后，因我父亲时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野战医院院长兼京剧团团长，我母亲参加了国民党京剧团，虽说是营业性质的剧团，演员待遇也按部队编制拿钱，我母亲成了拿上校军衔的京剧演员。就因为这段历史，红卫兵给她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在我们的眼里，母亲是天下最慈祥的母亲，她从来不打骂自己的孩子，一句大声的训斥也没有。她非常尊重和爱戴我的父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母亲从小演戏，很小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在戏班里，对主要演员是配有跟包的伙计，负责行头及起居等杂事，姥姥也给我母亲找了一个，家里人都叫他老梁。就是这个老梁，照顾了我母亲和我们的家人几十年，解放后，我母亲参加了中国京剧院他都不肯离去，直到父母受迫害，他的山东亲人才把他接回老家，后来听说回老家不久就病逝了。老梁，我们都叫他梁伯，说是我母亲身边的扑人，可我们全家上上下下都把他当成我们的亲人。他一辈子也没成个家，他把我们兄弟姐妹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一有空就带我们出去玩，要么就是下馆子……。这么多年过去了，记忆犹新，我们永远怀念他。

回忆到母亲的不易，其实还有好多要讲，在这我只是担心母亲能否承受这么大的身心催残。用父亲的话说：连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人，她怎么受的了。可不吗，母亲大半辈子身边都有仆人照顾，解放后，除了老梁，我们家又请了一个张妈做家里的保姆，家务事都是他们主持，轮不上母亲做。父亲说的也没错，我们家要挺过这一关，关健是看母亲能否承受这一切。

父母顶着黑五类份子的帽子，我和弟弟自然成了黑帮的“狗崽子”。和我们同龄的孩子，在我们的家乡一般也是要读书的，起码要上完小学。弟弟在北京只上到小学四年级，我比他强点，也只读到初中二年级。父母考虑再三，怎么苦，也要让弟弟把小学念完。找大队干部，总算同意了。可我的弟弟在学校没读上二个星期就死活哭着不去了，北京遣返回的“狗崽子”，在那个年代能好吗，弟弟每天受同学的凌辱、凌虐，不足11岁的他甚至想到过死。没办法，父母找学校把我弟弟接回，这学我们不上了，参加队里的劳动再苦，我们安全父母也就放心了。

我不比弟弟，我比他大4岁，我算是在北京胡同里练出来的那帮孩子，生性好动，是有一骨子不服输的劲头。我还在天桥练过摔跤，别看我刚刚15岁，是不是的人，你还别想拿住我。胡同里那个就差上房揭瓦的“小猫”就是我。我不想欺负别人，别人也别想欺负我。

弟弟不上学的消息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传开了，一些好斗的孩子时不时的也来围着我找茬。经过多次几个回河的较量，论摔论打，不管他们把那个村的地痞找来，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他们没有北京胡同里的孩子那股子狠劲，他们也没这个胆！给几个狠狠的大背跨，就打蔫了。

母亲说话了：有你父亲在，我们要坚强的活着，总有一天，父母的冤屈是要得到平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