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赃、又乱、又拥挤的火车上熬了二天，总算到了武汉。在动乱的年代，这就算是快的了。押送我们的红卫兵又把我们带到汉口长途汽车站，准备再改座长途汽车才能到我的老家。

    这天下午我们到了十里铺，这离我们老家还有上十里地，不通汽车，也没有公路。押送我们的红卫兵找了二个挑夫，挑着我们全家的“财产”，走着田间羊肠小道，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过路人告诉我们，前边就是我的老家 - 彭家湾。

    彭家湾，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他十五岁只身从这走出到外地谋生，从学徒开汽车，到学医，到为抗日救国，参加国民党部队做军医官，成为国民党52军野战医院院长，到1949年国民党后退台湾，他却自行起义，从徐州绕道回到即将解放的北京。

    几十年后的今天，他重回故里，是带着同等命运的妻子，还有二个不满11岁和15岁的孩子，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是被人押解着回到一无所有的家乡。我知道，父母怕我和弟弟受不了这种打击，一路上都在安慰着我们，呵护着我们，他们强忍着自己。我知道，父母承受着具大的精神压力，承受着无比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