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武汉8名“造窑”者原来都是医生；所谓“窑言”，是他们在微信群里交流、探讨他们所了解到的肺炎传播的情况——后来叫疫情。

虽然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对“查处”这8名医生的行为表示歉意之类的态度，但是，在舆论场上，他们已经被“平反”；疫情的发展，证明他们不但不是造窑者，而是疫情防控的先知者先行者。

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想到了没有：

当初有关部门在这起“造谣”事件查处通报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这8名“造窑”者的职业，即8个人都是医生？

当然，不说他们是医生，用“8名行为人”来指称他们，也不违背事实。但是，我们往常所见的案情通报中，交代涉案人员的职业身份的并不少见；这表明，并没有硬性规定，公开的案情通报一律不能涉及涉案人员的身份、职业等个人信息；同时还表明，案情通报是否可以透露涉案人员的个人信息，发布者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的。

那么，如何取舍？取舍的依据是什么？

以武汉8名“造窑”者为例，通报中用“8名行为人”来指称，对公众来说，从中无法获得一点点有效信息，即不能从这个称呼中获得一点对“行为人”的了解，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他们散布了不实信息”，即“造窑”。如果通报透露这8个人是医生，那这份通报所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人们肯定会猜想：既然他们是医生，就疾病传播而言是业内人士，他们说的话会是造窑吗？人们就会怀疑，查处他们是否查处错了？

既然要查处他们，既然要发查处通报，当然要杜绝公众对查处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产生怀疑，当然要公众相信查处他们是完全正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让公众知道，这8个人都是医生。就这样，通报屏蔽了“他们是医生”这一信息。

有关部门让公众相信这8个人是“造窑”者，目的是要公众相信，这“8名行为人”散布的有关某种疾病传播的信息是“窑言”，进而相信，这种疾病并不存在，于是，人们情绪稳定，生活如常，“社会吻定”依旧。

但是，你可以把有关疾病传播的信息屏蔽在通报之外，却无法把有关疾病传播这一事实屏蔽在现实生活之外。

当有关疾病传播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关于“窑言”，关于“造窑”者，人们的认知就完全翻转了。

说到这里，想起一句老话：实事求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是要受惩罚的。

当然，付出最大最惨痛代价的，是那些疫情感染者，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健康、是生命；社会还付出了公信力受损的代价。实践证明，维护社会吻定的目的，不能用屏蔽信息的方法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