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浩，就是那个拦路打老师的人；媒体报道时用化名“常浩“称呼他。常浩是河南栾川县人，目前他与家人定居杭州。报道说，他有一个女儿。如果他女儿在杭州读书，希望她的老师同学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那个打老师的人；如果老师知道内情，希望不要用特殊的眼光看她，对待她。不然，上一代的悲剧，可能在下一代身上延续。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悲剧，不仅仅是报复教师的事件不该发生，更是因为，这件事情，似乎没有可能以一种更好一点，更能被人们接受的方式发生和进行。既然如此，晚发生不如早发生。

常浩拦路打老师，是为了报复二十年前张老师对他的羞辱和殴打。读了相关报道和评论，觉得常浩不该隐忍二十年——早个十年，至少五年，他就该对张老师动手了。早动手，对常浩自己，对张老师，都比晚动手好。

先说为什么早动手对常浩自己好。常浩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批评常浩不该打老师时，常浩争辩说你不知道当年张老师打得多狠，说的时候常浩的手还发抖。可见常浩的精神创伤有多深。对常浩来说，忍了二十年，时间越长，仇恨越深，痛苦越深。早打早宣泄，能尽早恢复心理平衡，多少减轻痛苦和创伤，总比加深痛苦、创伤要好。

为什么早打对张老师也好呢？打得越晚，张老师年纪越大，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越低。如果这次常浩没有把张老师打得住院，打得将来生活不能自理，纯属偶然，纯属幸运。

有人要问，不能不打吗？换了别人被张老师这样殴打，也许有其他解脱、化解的办法，但是常浩没有这个能力。如何应对这种事情，跟个人特质个人性格有关，没有统一的、通用的，人人皆可实行办法，只能个人采用个人适合的办法。常浩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来了结此事。这是命，不服不行。否则就没有性格即命运这句话了。

二十年来，被张老师羞辱殴打的记忆一直伴随着常浩，这个记忆既是心理的，也是身体的。常浩打张老师，首先是身体行为；精神上的压抑、痛苦，借身体动作才得以宣泄。对常浩来说，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唯一能够了结此事的方式。

如果这个“特定条件”有改变，那么常浩不一定需要通过对张老师施加肢体动作来达到心理平衡。如果张老师能够早早地向常浩真诚道歉，或许能减轻常浩的心理痛苦，获得相当程度的心理平衡，就没有多少精神能量去推动他对张老师动手了。

张老师所在学校的负责人说，他任职以来，没有学生反映张老师打人；相反，学生对张老师都是正面评价，张老师还获得过荣誉称号。这就是说，这二十年来，张老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张老师难道忘了自己当年是怎样对待常浩的？难道他不认为或不觉得他会给常浩造成长久的精神创伤？或许，他想通过认真教学弥补当年的过错，如果张老师真是这样想的，只能说作为一个老师，太不了解“人”了。你当年对常浩犯的错，怎么能通过后来对其他学生的好来纠正呢？桥归桥，路归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有一点不明白，那么多媒体采访报道此事，其中几乎看不到对张老师的采访。哪怕看在他被打的份上，也应该给他说话的机会，说不定他也有话要说呢。

如果张老师有话要说，会说些什么？如果他不肯说，又有什么是他不愿说、不便说的？

张老师当年打常浩打得那么狠，这是很变态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对年少的学生出手凶狠？是张老师小时候经历过家庭暴力？是当了教师以后所遭受的心理压抑？学生调皮、顽劣，老师控制不住情绪时，管教得严厉些甚至有些过头，在所难免；但是张老师对常浩的暴力行为，远远超出“体罚”的界限。最大的可能性是，他把他自己所不该遭受、不能承受的东西，发泄到少年常浩的头上了。常浩认为是因为自己家里太穷太没有地位而被张老师殴打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张老师也有类似的经历和感受呢？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会不会把话说反了？

现在，学校和教育局说要针对常浩所说的情况展开调查。如果二十年前常浩向学校投诉张老师，当时的校领导会认真听取并展开调查吗？现在学校表示要展开调查，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事情闹大了，不调查不行了。不难发现，在目前已经给定的条件下，是常浩的报复（复仇）行为启动了有关部门的调查。

如果常浩继续隐忍，事情又会怎么发展？如果常浩因不堪忍受心理压力而精神失常，这一切会不会引起公众关注呢？如果常浩精神失常不被人们所知，在旁人看来纯属家庭不幸，也许有人觉得还是这样好？这样一想，本人更加赞同常浩动手了。这件事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办法两利相权取其大———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么常浩该不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呢？当然应该。但是，法庭在作出裁量时，要考虑常浩以往的遭遇，尽量做到恰如其分，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