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报道，据当地公安部门证实，苏州吴江市一位22岁女青年，给生父留下遗书后自杀。遗书主要内容，是女孩从12岁开始遭受继父性侵的经历。这封遗书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把十年噩梦般的生活强加于女孩，最终把女孩逼上绝路的，仅仅是这个恶魔般的男人？

如果说十二岁的女孩还不知道如何向外界求援，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已经22岁了，还不求助于法律或其他社会机构？她在遗书里向生父诉说此事，也不是为了复仇、伸冤；相反，她还央求父亲“保密”；她对父亲的要求是以后替自己好好照顾母亲。她忍辱含垢十年，也是为母亲---女孩在遗书里说，她曾经也想找人诉说，但是“这种事情只能让妈妈颜面无存、在亲戚的流言蜚语下是不能苟活的”！

对流言蜚语的畏惧，迫使她选择了隐忍，也给了恶魔一再施暴的机会；对流言蜚语的畏惧，熄灭了她自卫的愿望，一次次向恶魔磕头求饶！对流言蜚语的畏惧，切断了她与一切社会救济功能的联系！女孩自杀之前，“流言蜚语”已经在精神上杀死了她！“流言蜚语”为何如此锋利？流言蜚语为何能杀人不见血？因为流言蜚语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根植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它是一种已经积淀为共同文化心理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妇女的要求是“贞洁”和“贞节”；但舆论又不承担保护妇女的责任，失节或失洁，都是女性的错；传统文化对男性没有保洁或守节的要求，相反，占有女性越多越有本事；作恶越多反而越有心理优势。否则，很难解释自杀女孩明明知道可以求助法律而放弃求助；因为法律对作恶者的制裁并不能消除传统意识对女性的歧视与厌恶。

女孩的母亲是一个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农村妇女；女孩畏惧流言蜚语，一大半是畏惧流言蜚语对自己母亲的致命效果。越是未受现代文明启蒙的传统妇女，越是“自觉”地服从旧文化的精神控制，对“流言蜚语”越是没有抵抗能力；对她们来说，流言蜚语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流言蜚语”四个字，不禁让人想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因陷入婚变纠纷，不堪守旧势力诽谤污蔑，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于1935年妇女节这天服安眠药自尽。

鲁迅笔下的人物，如祥林嫂（《祝福》）、阿顺（《在酒楼上》），甚至是有一定反抗勇气的爱姑，都是软刀子下的牺牲品。生命的悲剧，一件都太多；目睹太多的弱小女性被践踏被侮辱，鲁迅才喊出了“礼教杀人”；这是控诉，也是事实，是用血写成的历史的真实。只是没有想到，在《祝福》写成并发表的九十年后，在经济发达的苏州，还会发生同类性质的悲剧。读《祝福》时，祥林嫂的痛苦已让人不能顺利读下去：一面怕死后被两个丈夫争夺而锯开来，因为听说死后可以见到早夭的儿子阿毛，祥林嫂一面又对死亡抱一丝期待----没有对弱小者深切的同情，写不出如此孤苦而被撕裂的灵魂！但是，这起真实事件中的受害者，她所承受的身体创痛与精神痛苦，远远超过了祥林嫂。

现在，事情经网络流传、报纸报道；当地公安局的调查处理，也会把事情传播出去；这位已经失去亲生女儿的母亲又会面临什么压力？悲剧的惨状能不能阻止流言蜚语的产生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