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伴随男子百米选手苏炳添突破10秒大关的好消息，“黄种人”这个词，一次又一次闯入我们的眼帘。在很多网站上，微博、微信上，都频频与“黄种人”碰面。把“黄种人”与苏炳添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美国尤金站比赛中取得的９秒９９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当然是说：短跑，我们黄种人也行！再扩大点，是说：田径，我们黄种人也行！但是，这个时刻，真的有必要提人种吗？这个成绩真的跟人种有关系吗？如果有，这是个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

如果说有必要把男子百米成绩跟“黄种人”联系在一起，那为什么在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时中国选手横扫对手、囊括冠军时没有人提“黄种人”？因为那是中国选手的强项，我们拿冠军是应该的，有时甚至还嫌多，觉得应该让老外也拿几个冠军----底气足到这种程度了，就不会因“黄种人”而耿耿于怀了。而田径是我们的弱项，难得有一个好成绩，立马想到“黄种人”，自豪的表象下面，还是底气不足。

体育弱项和“黄种人”之间的条件反射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一些自诩“人种优越”的西方人的话语霸权的产物。2012年，在第30届夏季奥运会即将于伦敦开幕之际，英国《每日邮报》7月10日披露了奥运史上的一个特殊片段：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第3届奥运会上，由爱尔兰裔美国人詹姆斯·沙利文的策划，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中非俾格米人、菲律宾伊戈罗特人等来自各大洲的部落成员被安排展开竞技。这些未经专业训练的“落后”部族成员的运动成绩当然不会好，这样就显示白人种族的“优越”。在种族偏见的眼光里，亚洲人，或者说“黄种人”也是低他们一等的。这种话语霸权一旦建立，即使是这个话语体系中的弱者、被歧视者，会受其控制而不自觉，当我们说黄种人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就是接过了歧视自己的话语来反歧视，仍然没有从歧视者的话语陷阱里摆脱出来。沙利文的策划是一场令人震惊的“种族实验”，被称为“可耻奥运”而臭名昭著。

决定和影响运动成绩的因素有很多，宏观层次上跟国家经济实力有关，中观层次上的运动传统、管理机制，微观层次上的训练水平以及选材等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就很难取得好成绩；单一的“人种决定论”既缺乏科学依据，也被无数事实证明是荒唐的。中国游泳的崛起，也是近些年的事情，早年不也是有“中国人不适合游泳项目”的说法吗？

与沙利文发明的体育领域里的“人种优越论”相比，希特勒的“日耳曼人优越论”的实践更血腥、更灭绝人性。这种所谓理论到了战争狂人手里，所造成的灾难超过大炮和飞机。被这种理论所歧视的弱者，当他们不自觉地运用这种理论争取荣誉和地位时，其行动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不加警惕，不能在认识上，在世界观上与这种理论切割，弱者一旦翻身成为强者，就很有可能利用这种理论歧视其他弱小国家或民族。缺乏这种自觉，“扬眉吐气”就很可能走过头，变成“让人家受气”。此为文明者所不取。在为“黄种人”自豪时，不能没有这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