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安全感
对“温州别墅劫案”的专家分析的分析

 
　　一、林奇高报复谁了吗

　　劫匪被击毙，人质无伤亡，“温州别墅劫案”落幕已经几天了，本来也没什么想说的，只是觉得作案人林奇高的父亲很可怜，儿子在外闯荡多年，没有“给家里作多大贡献”，还要老父亲来替他收尸。但是，昨天的报纸，在林父温州之行的报道后面，还有专家对此事的社会学分析。这个分析，似乎也值得分析几句。

　　先是一位专家把林奇高归入 “低教育、低收入、低归属感人群”。“这一类人，往往是属于暴力犯罪的高危人群。”文章接着引用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说，导致这类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发泄不满。但是，我们在“温州别墅劫案”的报道中并未读到林奇高报复社会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林奇高并不属这个“高危人群”。

　　另一位专家则安慰公众，对暴力犯罪的高危人群，社会并非束手无策。据介绍，目前警方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犯罪高危人群”备案库。“基层民警平时会十分关注这类人的一举一动，当有异常行为时，往往能提前进行干预。”按照这个说法，林奇高也不属于“暴力犯罪高危人群”，因为从报道看，警方并未对他“提前干预”，否则他也没有机会登堂入室。“温州别墅劫案”是一个预料之外的突发案件，一个孤例。

　　之所以要把林奇高从“报复型”的“暴力犯罪高危人群”中摘出来，是想在免除“同情罪犯”嫌疑的前提下探讨一个问题——

　　二、我们需要怎样的安全感

   等到需要警方动用“备案库”以及催泪瓦斯、95式步枪、防暴装甲车等“硬实力”的时候，事情已到万不得已。那么，保障社会安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说，在广州监狱内服刑的囚犯，年轻务工人员占了80%，他们大多曾经是“留守儿童”，进入城市后，农村与城市的巨大落差给他们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犯罪行为，在遭遇歧视和权益受到侵害时最易爆发。也就是说，社会不公，是导致他们犯罪的社会根源，也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根源。

　　《参考消息》最近刊登的一篇报道说，10月底，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发言时几度哽咽，不少与会者为之动容。任玉岭披露，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安的投入，却是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

　　这篇报道说，各地制订的所谓应急管理方案，更多是怎么样对付民众聚集，怎么样对付媒体，怎样打击领头者。

　　报道是符合人们的社会观感的。去年12月26日，杭州德雅公寓等几个住宅小区的部分居民，为维护“阳光权”而与开发商、规划局等部门对话。大概这也属于“民众聚集”，警方出动了警力，从服装看，好像是特警队员。居民抵触情绪很大：我们是受害者，政府怎么出动特警来对付我们，而不去制裁不法开发商？

　　前些时候，深圳针对“非法上访”出台的有关规定，也是一个堵截式的办法。大部分“非法上访”，是“合法上访”不起作用才不得已而为之。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既耽误工夫，也耽误挣钱，还要贴进车旅费、住宿费，还有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谁会“爱好”上访？

　　用“堵”和“压”来求安全，求稳定，表面上可能会有效果，但实际上只会加深、激化矛盾。因为“堵”和“压”的办法一方面姑息了强势者的不法行为，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无所不为；另一方面将弱势者推向更加绝望的境地。貌似稳定的背后，社会矛盾在积累，在激化，更大的不稳定在酝酿，一遇火星就可能爆发，因此，这种做表面文章的“安全”和“稳定”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　

　　三、社会公平是最大的安全

　　专家还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组织志愿者和社会社团对这类人群进行干预和教育。“这在美国比较常见，特别是社会社团和组织，在维持社会稳定、降低该地区犯罪率中做了很多工作。”

　　转眼又是年底，按往年的经验，“欠薪”事件又将高发，可能会引起暴力犯罪高发。不知道这位专家有没有底气去“教育”干了一年而拿不到血汗钱的民工。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切忌以管代替一切，更要防止以暴易暴，堵截上访只能愈演愈烈；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均衡发展，是减少应急事件的重要条件。

　　任玉岭所说的“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均衡发展”，其实就是一句话：公平。　

　　袁贵仁到教育部上任后，即刻从破解“择校”着手，推进教育公平，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其他部门能不能也给公众一点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