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在新浪网“富家子飙车装死人”专题中，刊登了中新网署名“钟闻一”的文章。钟文称：“围绕着跑车、富家子和浙大学生掀动的民众监督风潮，并未体现十足的理性。”这篇文章貌似“理性”，但却是十足的“拉偏架”。为了避免先读本博的文章而先入为主,请大家先看中新网文章——

                 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引热议 民众监督有待归于理性

     中新网杭州5月14日电 (钟闻一) 初步判断车速70码、车辆是否逆行只字不提、是否为改装车有待考证……针对近日发生在杭州的富家子飙车案，杭州市警方最初公布的调查结果，车速之争、罪名之辩，招来了无数民众的指责。然而，围绕着跑车、富家子和浙大学生掀动的民众监督风潮，并未体现十足的理性。

　　在车速问题上，警方曾于8日下午通报该事故时，初步判断肇事车辆事发时为每小时70公里左右。这一说法立即引来了民众的质疑，通过网络蔓延势不可当。甚至韩寒也在网上，以专业人士的角度，对车速进行了推断。此后，警方不得不出面澄清，70码的车速只是根据肇事车主与一起飙车的两位同伙的供词“初步推断“，“最终超速程度还需要综合分析现场勘验、证人证言、影像资料、车辆鉴定等多方面因素，才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

　　此后，杭州公安机关委托专业司法鉴定事务所对该案中，民众的疑点进行鉴定。该事务所从吉林、上海等地聘请了汽车、内燃机、机械等专业领域的专家、教授组成鉴定小组。专家于5月11日陆续抵达杭州，连夜到文二西路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验，采集相关技术数据，对肇事车辆开展检验、检测。

　　杭州飙车案彰显了民众舆论监督的威力，也暴露了新事物处于萌芽阶段的幼稚。民众的“口水”确实可以洗去覆盖真相的纤尘。然而监督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苛求，更不是宣泄心中愤懑的工具。

　　相关部门之后的处理态度的确大快人心。民众舆论受挫后，誓死捍卫的决心让人畏惧，唯恐稍有不慎就将招来铺天盖地的唾骂。然而，尝到甜头后，民众监督犹如刹不住的快车，冲出了行驶的轨道。

　　阔少飙车案的事态扩大化，事故双方的身份对峙成了原因之一，一些民众的“仇富”心理更为事件火上浇油。“富家子”这个细节更成了事件的“猛料”。民众对此做足了文章，人肉搜索，公布家庭住址和QQ空间密码，两个“陆红英”的出现更是上演了一出闹剧。让人产生错觉：肇事者是错在对生命的漠视，还是错在出生富贵？飙车事件就像导火索，与其说仇富是对富人拥有的财富敏感，不如说是对财富背后的社会不公感到愤懑。

　　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着名牌大学的光环，此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谭卓受到了社会的关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生命是平等的，不能用学历、工作等来衡量，任何车祸的遇难者都值得同情，每起车祸都需要公正处理，当然也接受民众监督。然而，每年丧身在车轮下的那些生命，又有几人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完)

    以下是本博的观点和分析——

    首先,钟文指责说“围绕着跑车、富家子和浙大学生掀动的民众监督风潮，并未体现十足的理性”——要求公众监督有“十足的理性”，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要求“十足的理性”之前，是不是更应该要求政府部门有“十足的公正”与“十足的透明”？比如，车速是事件敏感点之一，为什么警方只是根据肇事车主与一起飙车的两位同伙的单方面供词就做出了“70码的车速”这个“初步推断”？这样的“初步推断”难道不应该引起对缺乏公正的担心吗？民众对此发出质疑难道也是“不理性”的吗？

    飙车案发生于5月7日晚，次日即8日，杭城有一家报纸报道此事，但第三天即9日，杭城所有主要报纸上，没有关于此案的片言只字，杭州人气最旺的“19楼”网站上，网友对飙车案的发帖大量被删去，明显是有人在操纵媒体，在剥夺民众的知情权。人们觉得自己的担心被证实了，权力被“关系”操纵，或被金钱收买了，社会情绪随即激愤起来。这时，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是车祸本身了，人们已经怀疑有“看不见的手”在其中起作用，网上留言、跟帖的言辞也更加激烈。到了第四天即10日，杭城报纸恢复对飙车案的报道，随后政府也有了让人比较满意的表态，民众的愤怒才渐渐缓和、平息下来。

    与公权力相比，民众显然是弱者。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钟文只字不提，却要求民众的监督要“十足的理性”！对弱者求全责备，对强者“理性”而宽容，还有起码的公平吗？这就是钟文所要求的“理性”？ 

    钟文说：“监督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苛求，更不是宣泄心中愤懑的工具”——注意，钟文在这里没有具体分析，在飙车案民众监督意见中，有多少是“随心所欲的苛求”，有多少是合理、理性的诉求，在这篇文章中，“民众监督”这个词出现多次，每次出现，，“民众监督”前面都没有数量或范围的限制，如“一些”、“部分”、“大多数”等；没有数量、范围的限制，就是全称判断；也就是说，在钟闻一看来，民众的监督无一例外都是“随心所欲的苛求”。这就是钟闻一的“理性”吗？

    还有，“监督……更不是宣泄心中愤懑的工具”——舆论监督为什么不能表达愤怒呢？钟文为什么不问一问民众为何愤怒，愤怒是否正义，愤怒得有没有道理？“宣泄”是一个偏向贬义的词语，“愤懑”也没有“愤怒”、“义愤”来得正面，钟文不敢赤裸裸地否定民众的情感倾向，但又要给民众脸上抹上“不理性”的油彩，就玩起这样的文字游戏来。

    “两个陆红英的出现更是上演了一出闹剧”。有网民在人肉搜索中涉及到了与飙车案无关的陆红英，这只是一个插曲性的小事件，虽然一时对两个陆红英有所打扰，但误会很快就澄清了，并没有对两人造成伤害；而且这也只涉及极少一部分网民——对这样一件“规模”很小，持续时间很短，也没有什么后果的事情，钟文用了“闹剧”一词，难道他不觉得有些用力过猛吗？他这样夸大其词，不就是想说民众的监督是胡闹吗？当然，“闹剧”要比“胡闹”这个词斯文一点。钟文确实是在很“理性”地试图证明民众监督是不理性的。

    钟文说，民众对“富家子”这个细节“做足了文章”——“富家子”是飙车案中又一个敏感点。钟文在这件问题上的态度显得矛盾。“与其说仇富是对富人拥有的财富敏感，不如说是对财富背后的社会不公感到愤懑”，这个判断跟大多数民众的认识一致；但是钟文又问道：“肇事者是错在对生命的漠视，还是错在出生富贵？”这样的质问看似很有道理，但是有什么针对性呢？难道有谁说肇事者错在出身富贵了？漠视他人生命与家境富裕，在肇事者以及他的同伴（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富人）身上难道没有因果关系吗？否则怎么叫“为富不仁”呢？    “为富不仁”在飙车案中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人们当然会很敏感，但是钟文对此用了这样的表述：民众对“富家子”这个细节“做足了文章”。注意，“做足了文章”，是指恶意炒作，蓄意夸大；难道民众的愤怒是装出来的？

    钟文也有讲“公平”的时候，“每年丧身在车轮下的那些生命，又有几人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好像是为其他的车祸受害者打抱不平，似乎民众很势利，他们是因为谭卓的学历、职业等因素才同情他。对于“每年丧身在车轮下的那些生命”，谁说不应该同情了吗？他们没有受到谭卓那样的关注，是谁的错？是同情谭卓的民众的错吗？且不说其中一部分是死于普通车祸，其中没有谭卓事件中的权贵插手的嫌疑所引起的公愤，自然也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这不是很正常吗？这和公平有什么关系？

    谭卓毕业于名校，他的同学、同事有网络技术，可以用来维权，这确实比其他一些遭遇不公平的车祸受害者有优势，也能对改善法治环境起到一点作用，这对其他弱者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其他受害着没有这个优势，难道要谭卓或的同学、同事来负责？或者要同情谭卓的民众来负责？难道其他受害者没有这个优势，谭卓的同学、同事就不能利用这个优势来维权？——或许这才是钟闻一真正希望看到的；但这个用意显然不能直说，就人为地把谭卓和其他受害者对立起来，从而突出受害者之间的“不公平”，却把施害者与包庇者这一因素排除在外。这一手确实很“理性”，很高明，一般人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