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友“清风流水”在我的博文《贺海波干什么去了》后面的留言，启发我又想到一些问题。

　　记得央视《新闻调查》做过一期贺海波，记者柴静采访时，曾经问一位高校人士：浙大为什么要在学术力量不充足的情况下急于建立药学院？那位高校人士略显迟疑地说，为了占地盘。柴静不解：学术研究怎么“占地盘”？是啊，学术力量不足，拿不出扎实的科研成果，凭什么占地盘？还有，学术领域里有什么“地盘”可占？那位人士解释说，成立了学院，有学生毕业出去，在这个行业或领域里就有了“自己人”——原来，“地盘”就是资源；这个所谓“资源”又是什么呢？主要是权力，以及权力能带来或支配的东西：钱和各种机会。占有资源要有人脉，有了人脉，就能织成一张利益网络。（“占地盘”这个说法叫人联想到“起跑线”；这两个词倒是很匹配的。还在读幼儿园的小孩被推到“起跑线”上，不就是为“占地盘”作准备吗？）

　　原来看不懂的事情，有了“占地盘”这个“理论”，就容易解释了。李连达一年也来不了浙大几次，来了也呆不上几天，浙大为什么要聘他当院长，亲自带研究生，看中的就是他的院士头衔。浙大聘他，不是希望他把自己的学术造诣传承给学生，而是借他的地位、名声帮自己“占地盘”；浙大给李连达的报酬肯定不低，但这个报酬不是支付给他教学能力和教学时间，而是支付给他的影响力——李连达不就是一个“占地盘”的成功实例？李连达虽然没有当真地带过贺海波，但贺海波发表论文要署李连达的名字——资源互换，互利双赢，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有这样一个榜样在眼前，贺海波们怎么不羡慕呢？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贺海波太性急了一点；贺海波造假，与李连达应聘浙大，共同之处是：学术成了幌子，“地盘”才是真金白银。

　　跟李连达一样，真正带贺海波的导师吴理茂，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声称，不知道自己名字被贺海波署在造假论文上；但是，记者调查到的事实却是，吴理茂将署有自己名字的贺海波造假论文作为自己的“学术成果”上报了！贺海波只是这个利益链上的一个环节而已！他仅仅是操作不当而已。当“学术”沦为“占地盘”的工具，竺可桢校长创立的“求是”学风，自然就没有“地盘”了。

　　“占地盘”是要讲“效率”的，手脚慢了就被人家占去了；而学术研究是要一个个实验，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推导，一次次分析……做出来的，不能“超常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不能保证成功，这就太没有“效率”了，太不符合“时代要求”了，聪明人是不干这种傻事的——“效率第一”的原则，就是这样曲扭人的心灵，曲扭社会生活的准则。“效率第一”的获益者，是少数人，而社会，或者说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却没有取得于这个代价相称的科研成果，所谓“效率”，只是几个长袖善舞者的效率罢了。更严重的后果是，人心被荼毒，道德在沦丧，社会成员价值观混乱，国家的软实力受损。要挽回这个损失，比补救科研水平的落后还要困难。　　这种恶果与乱象层出不穷，大学的行政化要负主要责任。大学行政化的体制，与大学的天职，即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是一对天敌，官场是要论等级、比大小的；搞学术只认真实、真理，或者说“真货”，“真”这个东西不认官衔大小。行政官员有追求政绩的天性，加上传统的官场文化的熏染，即使是一个天性纯正的学者，一旦进入这个体制，你的行为准则和学术信仰就要被挤压、改变，如果你适应了这个体制，国家就多了一个平庸的官员，少了一个优秀的学者；如果你不改变，你就要被排挤，被边缘化；至少你也要作出妥协，一定程度上曲扭自己的学术信仰，牺牲学术活动必须恪守的准则，来换取空间，“曲线”实现自己的目标，其中的内耗是少不了的。

　　大大小小的执政者应该正视这个现状，认真检讨在树立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失误了，仅仅就事论事，头痛医头，很难扭转局面；只有在根本认识上改变了，反省了，对事情的严重性有切肤之痛了，才有可能制订出有效的对策来，才谈得到实际改变。

　　相信高层早就意识到了，而且很急。问题出在中下层官员。其中当然不乏优秀者，正直者，清醒者，有志者，但是平庸者，颟顸者，自私者的数目更为庞大，让高层觉得尾大不掉，割又割不掉，治又治不好，只能耗着，在无谓的消耗中前行，在前行中克服消耗——这种内耗是无形的，迟滞着你的脚步，涣散着人心，所以中国走得特别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