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苦难的精神病人
今天我正在小区的绿化地里种载花木，不留神我的身旁站着八十余岁的老汉及衣衫不整的五十余岁的女人。我弯腰起身，一眼望去，那女的不是我二十余年前治疗过的老病人吗？我不加思索地叫了出去“阿兰！”，老汉是她的父亲，我也十分熟悉；几乎在同时，父女二人也双双与我打招呼。我站着与他们攀谈起来，於是我又从他们的口中获悉了近年来这个慢性精神病人的近况。
我给阿兰治病迄今算来已几十年了，那时她还是个姑娘，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住院是因胡言乱语，行为紊乱扰乱社会治安而收治入院的，所患精神分裂症经二个月的治疗，症状控制出院。不巧，在阿兰出院不久她的兄长也患相同疾病住进了我院，好在阿兰的兄长是单位的职工，享有医疗保险，住院经费能落实。几进几出的住院，医院成了他的家。因为一个家庭有二个精神病人，这对以弹棉花为生的手工家庭来说实是雪上加霜。由于情况的特殊，我曾多次去阿兰家中随访，这样，我对这个病人与家庭有了更深的了解。
阿兰在年轻时就是个听话的姑娘，她懂事，肯吃苦。与其他精神病人不一样的是她出院后仍能自觉的坚持服药；或许正是这个因素，使她在家庭经济不充许再住院的情况下也能在外服药维持病况。出院几年后从她父母来院配药时获悉阿兰已成了家，但婚姻并不理想，阿兰的丈夫没有责任感;不但没有承担家庭经济负担，而且经常外出，很少回家，要说阿兰与他是夫妻，到不如说是掛名夫妻。几年后阿兰生了个女儿，从此阿兰母女的生活全由父亲及她自已弹棉花收入来维持。她的病也时重时轻，反反复复。
几十年来阿兰在父母的照顾下经历了贫困与疾病折磨的苦难（母亲又在五年前去世）。目前，尽管她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且已能自食其力，而她自已也例入低保户享有政府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恶运并末离去，病魔日渐嚣张。由于病情反复得不到及时控制，常规的维持药已不能控制病况；这几年她的精神病症状十分明显，常常整夜不睡，哭笑无常。由于深夜出走，对此已好几次被“110”民警送至相关医院收容，但三、四天后仍被迁送回家。
今年冬天，阿兰又几次晚上出走，跳河自杀。最近一次她刚跳入河中，被过路一青年发现后随即纵身跳入河中相救上岸。
我与阿兰父亲聊着，旁边的阿兰突然“魔鬼！摩鬼！”的高叫起来，我简单的作了一番精神检查；发现阿兰存在明显的幻觉、妄想，自杀行为是在此支配下发生的。“需要住院治疗”是阿兰当前所必须的治疗途径，我十分矛盾的思考着；阿兰父亲正是因为没钱住院治疗才找上门来让我帮他出主意的。不过，说实在的，我也是爱莫能助呀！在社会上类似这种慢性精神病人得不到住院治疗的不仅是阿兰这么一个人，解决阿兰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当地政府。我给阿兰的父亲建议去最基层的居委会寻求帮助。就这样父女二人蹒跚着步子离开了我，我望着那晃动的背影，同情与内疚交织的心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呆呆地楞了好一会才收拾工具回到电脑面前想着、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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