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传龙

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庭宣判，裁定减去原足协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南勇一年有期徒刑，减刑原因之一是南勇在服刑期间发明4项专利，获得监狱方面的表扬。据公开报道，因在狱中进行发明创造而获得减刑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因发明创造被减刑的大多是名人、官员。（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随着监情法务的公开，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狱犯改造减刑等信息，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监狱发明家”增多，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又让人忧心忡忡。

我们承认，有些人似乎只有到了监狱，才能静下心来，闭门思过，安心搞起自己的发明创造。而国家之所以对监狱中有发明创造等突出贡献人员进行减刑奖励，是为了激励这些人发挥所长，经过改造，重新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应当说，制度的创意是好的。但是，一旦被少数人所利用，踩政策的底线，甚至突破法律的防线，其负面效应就凸显了出来——花钱就能买来创意，成为“发明家”便可换来减刑。而那些普通人，只能老老实实在里面服刑改造。再看狱犯的发明，有的原理极为简单，只是经过他们的妙手生花，便成为金灿灿的专利。难怪有人调侃称，从贪官到“爱迪生”，原来只隔着一道铁窗。

如果真是他们自己开动脑袋发明创造，也不失为一件好事。问题是一些入狱官员凭着此前积累的人脉和钱脉，通过内外“勾结”，玩起移花接木的把戏。而在其中，竟然有专门机构热情代劳，围绕“发明”、“减刑”，形成一条灰色的利益链。经过一番运作，少数人得以公开的政策，“合法”的途径、冠冕堂皇的借口获得减刑，逃避打击。

以“监狱发明家”的名义获得减刑，使得这类减刑成为有钱人的游戏，等于是公开的越狱。此类事件反映出法律不平、执法不严，将在社会公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必要认真查一查，那些发明是否够上减刑标准，在监犯获得“发明家”期间，有没有人为因素，存不存在金钱贿赂，司法人员是否为那些“发明家”打开了越狱的方便之门。

监狱作为劳动改造的管理场所，不该是成名成家的地方。各地司法机关必须带头维护司法公正，坚决杜绝靠钱开道、花钱买名减刑、钻法律空子等各种怪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