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传龙

 8月2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由于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过程中提出，原条例中规定的“不鼓励未成年人实施与自身能力不相符的见义勇为行为”，与应当教育未成年人弘扬见义勇为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适宜，新《条例》中将该内容删除，同时增加“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8月3日《沈阳晚报》）

删去“不鼓励未成年人实施与自身能力不相符的见义勇为行为”一条，即有“不鼓励”趋于“鼓励”之意。

美德固然需要从小培养，但未成年人毕竟心智不够成熟，他们本身就是需要保护的对象，盲目的让他们见义勇为，很可能会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所以，绝大多数省份执行的是“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那么，辽宁此次修改条例又是基于何种考虑？

从修改后用词发现，辽宁并非要未成年人冲刺在见义勇为的第一线，而是鼓励他们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参与见义勇为。笔者理解，是让未成年人做一些报告线索、举报犯罪之类的辅助性工作，如遇到扒窃，不是要当面扭住小偷，而是及时报警；遇到有人落水，不是自己下水营救，而是紧急向成年人求助……但是，孩子哪能分辨清楚，什么是“合法、适当、有效”？若那样做早已没了“勇”的成份，只怕会被骂作“胆小鬼”，至多算作见义“智”为。

与辽宁删除“不鼓励见义勇为”条款相类似的是，少数地方甚至规定，见义勇为者可以在中考、高考中加分，在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已经删除了“见义勇为”字眼的背景下，此类规定确实不合时宜，这种不当的引导和奖励只会催逼孩子舍生忘死，把他们引至危险的边缘。其实，这一精神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显抵触，执行之，便有违法之嫌。

什么样的教育便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对未成年人是否应该提倡见义勇为，似乎是一道二难选择。从保护和关爱的角度出发，未成年人亟需要一本“见义勇为指导手册”，手册可通过案例形式，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导，告诉孩子哪些是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哪种情况应该协助报警，哪种情况应该远离现场，哪些情况可以出面作证，哪些年龄段可以参与哪些事情……如果没有这类手册的指导和教育，就别误导孩子，把他们引入见义勇为的“深水区”，让他们干出超越能力的事情，救火英雄赖宁式的悲剧不能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