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正月，文帝举行祭祀大典，因想念贾谊，特召来一起参加典礼。礼毕，文帝在宣室接见他，并向他问起鬼事。贾谊说得有声有色，合情合理。文帝听得入迷，挪动座位凑到贾谊身边听讲。贾谊滔滔不绝，至晚未完。文帝因留贾谊一同进膳，边进边听，竟致夜阑。事后，文帝感叹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学问已过之，与之言事，始觉不及也！”

贾谊知道文帝必要重立淮南国，又因在长安期间，诸多听闻，感慨非常，遂提笔疾书，向文帝上《陈政事疏》（也称《治安策》，因文章太长，读起来费劲，此处免载）。

《疏》透过“太平景象”的表面，觉察到了“诸侯坐大、匈奴肆虐、纲常悖乱”等社会危机，提出了解决这些危机的一系列见解。其中议论匈奴一事，正如鲁迅所说，“颇为疏阔”；纲常之论，贯串了“礼义廉耻、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虽意境可观，但难以实施；论诸侯最为现实。指出危害汉朝安定之首要因素，在于诸侯王过于强大。高祖分封诸侯，结果“十年九反”。诸侯王反，并不取决于亲疏，而是取决于“形势”。建议削弱诸侯国，诸侯王死，宜裂土以分封其子。如此代代分割，愈分愈少，直至“地尽而止”。但文帝因谦逊治国，不能用。

此《疏》言辞激切，语锋犀利，用典详实，笔力遒劲，气势磅礴。文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时期积极处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文中“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倒为文帝所接受，从此，注意用礼义气节训示臣下；大臣犯罪当自杀，不使刑杀凌辱；诏定：列侯母、夫人、诸侯王子及二千石以上官吏，不经皇帝批准，各有关部门不得擅自逮捕。

当时有文帝母舅将军薄昭擅杀朝廷使者，罪当弃市。文帝不忍加诛，乃使公卿轮流与薄昭喝酒，劝他自杀。薄昭不肯就范。文帝又使群臣身穿丧服，到他家中号哭。薄昭被逼无奈，这才自杀。从此以后，汉代有“将相不辱”之惯例，但凡将相犯罪，除非皇帝不过问，一旦皇帝诏“诣（yì到）廷尉”，将相即要自杀，否则就是“大不敬”。从而达到皇帝不杀而杀人之目的。

文帝因江南潮湿，调贾谊为梁太傅。梁王刘揖是文帝小子，喜好读书，为文帝所爱。文帝使贾谊教导爱子读书。

贾谊既到梁国，一心一意辅导梁王。可是，事不遂愿，一日，梁怀王刘揖骑马出游，不想途中马失前蹄，刘揖头脑触地，血流如注，抢救无效，竟致毕命。贾谊悲痛万分，觉得自己身为太傅，难逃其咎，深深自责，日夜悲泣，心情十分忧郁。梁怀王无子，贾谊为梁国前途和朝廷安危计，于悲痛中再次向文帝上疏，建议文帝加强俩亲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地位，以代王刘参为梁王，扩大梁国和淮阳国封地，使两国北到黄河，南到长江，连成一片。如此，一旦国家有事，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国足以控制吴、楚，朝廷则可以消除山东隐患。文帝因代国北接匈奴，地位重要，不予变动；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拥有大县四十余城。

贾谊终久得不到重用，怨恨自己怀才不遇，心情郁闷，再因梁怀王之死悲伤过度，一年后在忧郁中死去，死时年仅三十三岁。其重要著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论政事疏》、《吊屈原赋》、《鵩鸟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