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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好人
(2007-01-06 11:22:04)
标签：
贾樟柯 |
分类： 咖啡时光 |
贾樟柯让我从2006年等到了2007年，等到我开始有些着急，以至于第一遍看完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我期待的震撼并没有出现。直到第二遍看完的时候，我才觉得有些话要说。我想，第一遍，我看的是两个故事；第二遍，我看的才是一部电影。
我不认为这是贾樟柯在向西方献媚，至少三峡的那片山水没有说谎，那个即将被淹没的残破的小县城没有说谎，那些阳光下流着汗赤裸着的胳膊没有说谎，贾樟柯抓住了现场。这是一种“文明”进程的现场，在这一进程里，所有的价值都将让位，因为这一进程之后，将是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只是这种文明已不同于往日的文明，古人言“天地经纬谓之文，照临四方谓之明”，今天“文明”已不再朝下照临四方，它只一心要朝上，要冲破一切阻拦，如同电影中那飞升的塔楼，它显得那样突兀，那样格格不入。在威尼斯，可能电影开头的引子就已经让评委们震惊了。然而这一进程的痛苦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体会，即便那些正在进程中的人，在习惯了无可奈何之后，也只得选择另一种奔波劳碌。当“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从一个孩子口中那样用心卖力地唱出来的时候，他的无辜同样显得那样突兀，那样格格不入。
我也不认为贾樟柯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成功”的定义在今天看似变得越来越宽泛，实际却越来越狭窄和模糊。张艺谋无疑是成功的，李安也是，一个导演的成功似乎很容易计量，我们的时代是清晰透明的，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有时也有例外，比如梵高就是不成功的，他简直一无是处，普鲁斯特也是，但那是例外嘛，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我看得见的，是成功开始让某些导演变得害怕，变得越来越千方百计的想要抓住观众。一个导演开始害怕了，也就意味着其电影生涯的终结。是的，大家都有苦衷，但没有一个人的苦衷会比另一个人的苦衷更高贵。我还看得见的，是成功已经开始让作品的意义让位于作者的意义，人们普遍都不再对作品感兴趣，而只对作者感兴趣，准确的说，是对成功的作者感兴趣。当一个作者的价值开始远远大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也许所能做的，只是沉默。
在《站台》里已经出现了韩三明，贾樟柯特意留下了两个悠长的背影，我当时已猜出，韩三明就是贾樟柯的表弟，崔明亮就是贾樟柯。所以《站台》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崔明亮，也不是张军，却是韩三明上山的背影，我分明的感觉到，镜头后面有一双已湿的眼睛。在《三峡好人》里，韩三明已经大度多了，也开始像一个演员，但他还是韩三明，连名字也是。贾樟柯没有放弃，他做到了坚持。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保持尊严，决不煽情，也做到了。沈红和郭斌离婚的那段戏，应该是有很多潜台词的。沈红等了一个晚上，之前说到郭斌的时候，差点哭了，但一段舞步过后，沈红发现眼前的男人是那样陌生。离婚来得如此轻巧，仿佛和一个朋友告别，到了离去的船上，沈红连头也没回，也没有一滴眼泪。
《三峡好人》是幸运的，它送去的是威尼斯。应该承认，它没有《小武》那样的张力，也没有《站台》那样的深度，获奖连贾樟柯自己也觉得有些意外。与《悲情城市》和《戏梦人生》比起来，它也缺乏一种至少在我看来很重要的品质：大气。这种气度得从时间的积累，岁月的变迁，经历生、老、病、死以后，方能体现出来。《戏梦人生》里最后那幅静默的劳碌场景，一下就点出这样的气度。而《三峡好人》的构思便已经决定了必然的局限，作为一个异乡人，在三峡只能作为一个见证者，而不能成为一个表达者，它只能传达出空间上的“在”，而很难传达出时间上“怎样的在”。令人可悲的是，今天哪怕仅仅发出“在”的声音，都显得那样微弱，贾樟柯不得不选择重锤，在歌舞正浓的时候，砰然一锤，通过反复出现的劳作情景，重重宣示着：我们也在生活。
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是简单的，除了劳作，休闲的时间，不过就是烟、酒、茶、糖，当然还有一项电影已经说出但没有明示的内容：牌。这样的生活并不显得可爱，或是要去歌颂，它只是在着，而且问题重重。这是一个我们习惯忽略的过程，我们选择漠视的过程，我们自以为很快就会结束并被遗忘的过程，贾樟柯敏锐的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协调。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向上的气氛下，三峡的移民被忽略了，让位于更合理更宏伟的未来，他们的一切过去，也要让位。这一现场，不只是三峡的，也是目前整个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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