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影片后不久的一个中午，躺在床上想起其中的画面，突然间一股难以捉摸的温情悄然而至，仿佛回到儿时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感觉，如此温暖而信任，竟使得身处的时空像梦一般恍惚起来。童年时代的许多模糊印记，渐渐在脑中浮现，我曾无数次回忆过的时间、地点、人物又变得清晰而具体起来。等我回过神，一切却又那样遥远，那样的不可触摸，不免失落而羞愧。

我有理由认为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而不是即将到来。就像诗歌、绘画、小说一样，电影已随着艺术的轻浮化、大众化和功利化而渐渐变成一种满足各种不同嗜好的商品。为了那点可怜的欲望和那点一眼望穿的虚荣，电影开始以名正言顺的理由被贱卖，我们的解放不过是为了降低成本，卖得更好。那些迫不及待要制造出来的电影，就算一百部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孩子天真的一笑。所谓商业的艺术化，不过是包装了一下，效果是相当的。艺术是与商业化不协调的，艺术品一旦在创作的初始就想要卖个好价钱，便已经脱离创作者成为无意义的生产。生产与创作，二者有着本质的对立。艺术的创作应该是严肃的，有如宗教。我们的时代，不再有可敬畏之物，这是我们的幸运，亦或是我们的不幸，那天我在北海公园的永安寺里又见到岿然不动的佛祖，忽然为以前的自命不凡感到羞愧起来，其实在佛祖面前，我又知道什么呢？那些虔诚敬畏它的人，比我心里要踏实的多。

塔可夫斯基心中理想的影片是一个作者系统的跟踪记录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年，然后从庞大的底片中剪接出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然而这样的真实是无法保证的，即便有了那样的手段，也为道德不容。但电影至少能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展示某种生命的状态，这种状态应与每一个生命相关，与存在相关。设定一个故事然后用一种巧妙的办法讲出来不过是技巧的层面，它无关乎生命，也无关乎存在。故事的结构使电影不可避免的要走向某种预期结果，甚至从开始就向那样一种结果靠近，这与生活的不可预料是完全对立的。电影要把握的仅仅是向真实生命状态的接近，把握时光的流动，剩下的都应该交给观众。

塔可夫斯基拍《镜子》冒了很大的风险，连一直合作的摄影师也拒绝拍摄这样一部“妄自尊大”的电影。将自己作为模板用电影来叙述，的确有些妄自尊大，然而也正因为面对的是自己，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虔诚。为了还原童年时代的那一片荞麦地，拍摄组放下一切工作来等；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两百多个镜头被剪出二十多个版本；每一个镜头、每一幅画面、每一个音符，都是精雕细琢。这是一部严格的艺术品，对自己、对生命负责的艺术品。我们无需用完美来鉴定，也没有鉴定的标准，它只是那样独一无二。

这也是部无法用文字描述的电影，那样的风声、雨声、开门声、牛奶瓶翻倒的滴答声、灯火将灭的蓬蓬声、孩子的呼吸声、甚至是梦里依稀的悉窣声，都那样的复杂而不可思议，一如生命的复杂而不可思议。诗人般敏感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都清晰的映衬在一幅画卷，不，是一座林子里，空间如此逼真而宁静，时间的流动宛若生命的律动。这样的立体感，是任何文字所无法传达的，它只有在影像、声音和光线的交融下，才显得如此浑然天成。就女主人公吸着烟等待丈夫归来的表情、一个抚弄头发的动作、孩子被惊醒时的害怕、满脚是泥站在房间里的局促，以及最后那一声穿越时空的呼喊，仿佛都染上了时光的痕迹，它们的不可触摸，变得柔软而亲近起来。原来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们都是生命之诗的组成部分，那些微妙的瞬间，都印记在我们的脑海，等待着被唤起。即便是记录片展现的战争场景，也成了这强大的生命之河中沉重的音符。

这是一部给人关怀的电影，它不去象征什么，也不去印证什么，它只是还原一段时光，还原最初的感觉，还原最朴素的情感。这样一种朴素，让人能跨越时间的界限，进入那细腻敏感的心灵深处，进入自己的美学沉思，生命的不可思议在不同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便显现出不同的色彩。我一直惊奇于那样一种敏锐，将童年莫名的夹杂着恐惧和好奇的心理刻画得如此逼真而富有诗意，在我的记忆中，它们一直那样充满未知和神秘，每次梦到都是绕不开的结。而那样一种优雅而宁静的基调，恐怕是再也找不到的最后一份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