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

“主烧派”：不得已而“烧”
    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让城市的管理者不得不为垃圾寻找新的出路，而垃圾焚烧成为他们的首选。在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看来，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烧”是走出目前困境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六里屯附近的小河沟)

    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北京有16座垃圾填埋场，总处理能力每天1.03万吨，而现在北京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高达每天8000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这16座垃圾场离填满封场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未来的4年都要填满，那么填满了就面临着4年以后这个垃圾无处可去了这样一个严峻形势。”
    据支持“垃圾焚烧”人士的观点，“垃圾焚烧”的优势在于厂房占地少，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垃圾的减容减量化程度高，垃圾处理彻底；设备全天候全封闭运行，基本无二次污染；焚烧炉的适用范围很广，能处理多种垃圾，且大多数焚烧技术不需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产生蒸汽用于发电、供热，节约能源。

(六里屯垃圾填埋场运输车川流不息)

    面对“二恶英”等环境问题的质疑，王维平称对垃圾焚烧技术充满信心，“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恶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高安屯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并力主通过实时在线监测的方式，方便居民对环保数据进行监督。

“反对派”：“焚烧”是下下之策
    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强调，我国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恶英的“罪魁祸首”。
    而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用来发电意义不大。

(如果垃圾分类处理后，即便焚烧，二恶英排放量也会少很多)

    对于王维平“在线监测”的构想，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分析实验室郑明辉教授明确指出，“二恶英不能在线监测。由于检测和化验的技术要求非常高，截止到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焚烧厂能够做到在线监测。”郑教授的观点，得到了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恶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的证实。
    另外，垃圾焚烧设备的投入和高昂的运行成本也备受“反对派”诟病。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在调研中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而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他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与其在垃圾末端处理设备上投资这么多，还不如把钱拿来“开源节流”。

(烧，还是不烧，这是个问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是垃圾焚烧“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介绍说，目前我国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项目，多数采用的是进口焚烧设备。如广州市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投资达7.25亿元；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投资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投资7.5亿元；深圳市的7座焚烧厂中有5座引进的是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
    在赵章元看来，正是因为存在二恶英污染风险和投资运行成本过高这两大弊端，垃圾焚烧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国外已经成为了一种“夕阳产业”。

(设立垃圾分类投放箱，没有垃圾分类运输车，也起不到分类的作用)

“夕阳产业”在国外
    据报道，近年来，垃圾焚烧法在国内外已进入萎缩期。在世界上垃圾焚烧炉最密集的日本，反对垃圾焚烧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上百个反二恶英团体在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使用焚化炉最多最早的发达国家，早已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许多欧洲国家均已承诺，2020年前停止在环境中排放任何有害物质。
    美国有6200个医疗垃圾焚化厂，到2003年关闭了98.1%，其焚烧产业从1996年以来就几乎陷入停业，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再也没有兴建任何新的垃圾焚化厂。在英国，伦敦郊区及莫里山谷等社区、安大略湖区反对焚烧的行动此起彼伏。在俄罗斯，今年年初绿色和平组织和绿十字联合发起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民间活动，11.3万多名居民签名反烧，请求延缓建设新的垃圾焚烧场。在菲律宾等国，已经禁止了所有形式的垃圾焚烧。
    与之相对应的是，诸如湖南株洲的全国各大中城市，都在把垃圾焚烧发电当作垃圾处理的最后出路，大规模、大范围的垃圾焚化行业正在兴起之中，而这些企业通常都被冠以“新型能源”、“绿色能源”等等“光荣称号”。
 
环卫部门：垃圾分类不能只怪我
    面对垃圾发电设施引发的争议，政府监管不到位，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低，成为公众对垃圾发电缺乏信任的主要原因。
    根据我国垃圾成分的特点，厨余垃圾占到绝大多数，可燃烧成分只占很小的部分。如果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到位，即使焚烧垃圾，不仅利用率更高，二恶英的产生量也会减少。然而，推行一段时间的“垃圾分类投放”效果确不十分明显，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大多数只是一种形式。

(即便是大家按要求分类投放了垃圾，市政部门的运输车其实又把它们混倒在一起了)

    “最可气的是，居民好不容易把垃圾分类投放了，可环卫部门的垃圾回收车又把它们混倒在一起了。”李皓说。
    对此，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院长徐文龙解释，在我国涉及垃圾处理的主管部门就有4－5家。其中，焚烧发电属于新能源，归发改委主管；而从行业主管部门来说，则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处理设施的建设需要占用耕地，涉及国土资源部；从环保排放角度看，是环境部门负责；如果是其他垃圾处理方式，如生物堆肥处理，还涉及农业部门。部门众多，部际协调效果还未实现统一。

(我国垃圾成分中的80％是无法燃烧的，占绝大多数的厨余垃圾焚烧后极易产生二恶英)

    王维平告诉记者，为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减量，北京市刚刚成了一个名为“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被打破。

“小火电”发动“中国式捣乱”
    在如何处理垃圾的问题上，正当“主烧派”与“反动派”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时，披着“可再生能源”外衣的垃圾发电厂却变成了“以煤为主，垃圾为辅”，凭借优惠政策，拿着政府的补贴，而实质上是国家明令淘汰的“小火电”。
    由于我国垃圾成分较为复杂，垃圾成分、热值变化太大，特别是灰分大、水分高，使得垃圾热值低，必须要通过添加辅助燃料（一般是煤）才能稳定燃烧，才能保证焚烧温度达到国家标准和安全彻底焚烧的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小火电”关停并转后，打起了垃圾焚烧发电的主意。他们打着“垃圾焚烧”的旗号，既得到政府给予的垃圾处理费用，又可以得到发电上网的收入和补贴，背后却在焚烧炉中添加大量的煤，继续维持“小火电”的发电方式，使得垃圾焚烧又添一桩“罪状”。

(现今，六里屯的垃圾处理方式采取的是填埋法，该地区垃圾焚烧项目正在申请立项中)

    据资料显示，一些垃圾焚烧发电厂设计配置过大的机组，故意夸大建设规模。按常规来说，焚烧垃圾发电最多能达到每吨垃圾发电300度左右，而一些发电项目甚至可以实现每吨垃圾发电700度－900度，依靠目前的技术，不掺煤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放错地方的资源
    越堆越高的垃圾山，现在不管烧还是不烧，都是个艰难的选择。
    地方政府之所以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背后的原因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随之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在目前源头减量措施得不到有效实施的状况下，加大末端处理力度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技术手段，不能一棒子将其打死，但需要提醒的是，在该技术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论证之前，要避免任何跟风态势的发生，要根据实际情况，放长眼光、有的放矢地解决城市垃圾污染问题，唯有这样，才能还人民一个整洁清新的城市，也才能避免落入某些国外设备供应商的利益圈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