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证道    以生殉道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言                                                       
                                                                                                                唐连祥
 
        阅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有一疑团始终萦回脑际，难得其解。陈寅恪先生为什么要以自己的生命惨遭蹂躏为代价，选择一条充满艰辛残酷的炼狱之路呢？凭其睿智通识，固可隐遁逃逸；论其旷世奇才，甚易屈身苟全；以其文化情怀，本当一死殉道，步王静安后尘。“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
        还是从书中去寻思，在先生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或可寻味出些许答案：“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原来先生以自己挚烈的文化情怀和不渝的精神信念，选择了一条遗世独立、迥然绝俗的殉道方式，那就是以身证道，以生殉道。以自己的生命苦难去体证、去呈现中华文化生命之苦难；以自己的特立独行，去标示中国传统的士人品节和学人风骨；以自己的“草间偷活”，去承续中华文化之慧命。生，为中国文化而生；死，为中国文化而死。
        先生一反“天下有道，以身殉道；天下无道，以道殉身”的成规陈律，在中华文化纲维横决、花果飘零之时，誓与文化共存亡。其生命存在，深深地刻下了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化之道和士子学人之道的一面旗帜。
苦难之于生命，可以超脱，可以消沉，可以向某种精神境界皈依，也可以不甘地挣扎。而先生正是以生命的挣扎去赓续着中国文化之道和中华士人之道，在一定意义上，这才是真正的殉道。死是容易与超然的，生却充满了艰辛与痛苦，就其文化苦痛而言，先生比王静安更甚。
        李泽厚先生在《华夏美学》论及屈原自杀时认为，尽管屈原以死的行动震撼着知识分子，但在儒家传统的支配下，效法屈原自杀的毕竟是极少数，因之，它（华夏传统）并不以死的行动而毋宁是以对死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来替代真正的行动。因之是以它（死亡）来反复锤炼心灵，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包括屈辱、扭曲、痛苦……）而日益深厚。“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妇人”。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赴仁”难，那末自杀身亡比“赴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而笔者认为，以痛苦的悲惨的生去殉道，知其惨于死而为之，则更是难中之难了。
        惟其生命历程的多舛，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人的人文精神在现代饱遭磨劫达到了惊人的同步，先生的文化意义更具一种典型性。历史总会寻找某种代表人物，先生不幸被选中，身世苦难与文化苦难奇异地集于一身，令人惊讶于苍天选择之准确。相比于殁于六十岁的王国维，先生为后世的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
        先生为实践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宗旨和治学理想，以自己的良知与“不降志、不辱身”的士人气节，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并因闪耀着“人格”的活跃因素而具有长久的震撼力。
        先生的拔世品节如空谷足音，令二十世纪饱受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回眸反思这一段文化历史的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及在未来应有的定位。
        八十年代中期，台湾中国论坛社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学者综合众论，从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概括出知识分子的九项重要特征，一是丰富的知识（知识、见解及智慧），二是社会的关怀，三是纯正的动机（志虑精纯），四是远大的眼光（高瞻远瞩），五是崇高的理想，六是分析的能力，七是独立的精神，八是批判的精神，九是抗压的能力（道德勇气）。只有知识学问，还不能算是一位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位专家或学者。具备了上述特质，知识分子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扮演其独特的社会角色，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应该成为国家社会问题的诊断者，国家社会事务的批评者，国家社会改革的建议者，国家社会理想的提供者。职是之故，人们才把知识分子视为“社会的良心”。
陈寅恪先生暮年虽瞽目膑足，但他以冠绝群伦的睿识和品节，却眼睛最亮，目光最远，站得最稳，行得最端，堪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它（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必将为二十世纪历尽血泪沧桑的中国知识分子唤回失落已久的知识的尊严、文化的尊严、人格的尊严……
        同顾亭林一扫晚明空疏之学风、以自己的志节品学成为有清一代学术新风的不祧之祖相辉映，陈寅恪先生以其浩然正气、旷世隽才，为世纪 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它将励示后学，“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实现其孜孜以求的“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的文化宏愿和“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的治学理念。

                                （本文发表于1998年7月23日《牛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