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暮春，曾与葛新先生见过面。我们在博客相识，他的写作功力远在我之上，非常仰慕，一再邀请，他来苏州玩了。我陪他逛了平江路，看了太湖、雕花楼。那时我还没退休，时间不便完全自由支配，未能全程陪同他游览其它景点，甚感歉意。但他很满意，回去写了一篇《姑苏访友》发表在媒体上。

其后几年里，葛兄每年都发邀请，要我去他那里玩。我只好应承，但因多种原因一年又一年往后推，他很生气，有一次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合肥好歹也是个省会城市，你觉得不值得屈尊来看看吗？”哎呀，呛得我费了好大口舌才平息了他的怨气。

今年，我的心情一直很糟糕。托朋友办的一件重要事情一直不顺畅，孙娃又到了叛逆期折腾不息近乎疯狂，严重影响了我的写作和生活。心事重重，深为后代人的发展前景堪忧，前不久还遭遇一场交通事故，伤了脚腕个把月不能动弹。倒霉的事情接踵而至，躺在床上越想越窝火，想死的心都有了。家人怕我想不开，动员我出去旅游散散心。

去哪呢？想到了葛兄，正好去兑现一下我多年的承诺。他不知我近况，微信里与我聊他想出书的事，还要我寄自己出的书给他做样板。我拖了几天没寄，他很不开心。其实我已决定出门散心，我说不寄了，近日面交吧。你来合肥？哪天？我说，今晚见！葛兄不信，直到我把预订的火车票照片发给他看，他才信了。“好，我准时接站，这就去安排宾馆！”葛兄非常开心，很热情。

是晚，葛兄特意带了“迎驾”酒为我接风，我俩在合肥贡街一家酒店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海阔天空地侃大山。讲八年离别的思念，聊人生的经历，说家庭的变化，道身体的状况，侃世象的见解。聊着聊着，精明过人的葛兄听出我心里有疙瘩，此行目的是来散心的，便不断地宽慰我。

宾馆档次挺高，房间里设施一应俱全，适合我一个人休息舔伤调整心情。第二天我本想在住地睡睡觉看看电视，可上午八点多葛兄就开车来了，说接我去看包公祠。难得他的一片苦心好意，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心情不佳，无心像以前那样品味景点，倒是包公祠堂里有包拯的生平介绍引起我的关注：“哦，政绩辉煌的包青天只活到64虚岁啊，可惜了，我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苟活着真是不该。”葛兄则说，他那个年代恐怕也算是长寿之人了，与现代人不好比的。

接着，葛兄又带我去看滨湖公园。那是省政府前面的一大块开阔地，前方还有一个波光粼粼的天鹅湖，风景挺优美。我们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瞭望对岸的高楼大厦。

漫步滨湖公园草坪上，我说：“兄长啊，此次兄弟来合肥是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让我们兄弟珍惜这段美好时光。”葛兄大惊，怔怔地望着我：“兄弟何出此言？你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还是我招待不週惹你生气了？”我说都不是啊，是我预感到自己气数将尽来日无多。

我的家族有个怪现象——69虚岁寿终。我的高祖是清末秀才，活到69。其后，我的曾祖、祖父、父亲都卒于同样的岁数。悠悠二百余年，历经多个朝代，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医疗条件不同，不变的是周家掌门人69虚岁都到阎王爷那儿报到，我安能逃脱上苍的安排？我是信宿命的，四年前就开始不去参加体格检查了，我相信我会自然活到69虚岁，也不想做任何抗争去延年益寿。近几年诸事不顺，尤其是今年，烦人的事一个接一个，心力交瘁，对我打击很大，也许冥冥之中神灵在对我发出提示信号了吧。

“不，你不会这样，你要保重，肯定会超越前人的生命极限。”葛兄说。我说，天命不可违，抗争是没用的，再说近两年我的心凉透了，感觉苟活下去没必要没意思。葛兄劝慰说，眼前的烦恼终将过去，比如孙娃的叛逆期也不过三年，其后他会正常的，你坚持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说，我应该活不到三年时间，看不到那一天，随它去吧。包公英名盖世，只活到64虚岁，我这无用之人现已超过了他，应该谢幕。

葛兄感叹，一别八年，你的精神状态与上次见面有天壤之别，完全不好比了啊。我说是呢，那个暮春，儿子工作进步，孙子聪明伶俐，我又刚加入省作家协会，踌躇满志，正抓住春尾巴做点事情呢。今年这个暮春，已了无斗志，全然是“东风无力百花残”节奏，灰心丧气了。

看完公园，吃了点合肥小吃，葛兄送我回宾馆休息了两小时，下午又驱车带我去郊外看巢湖。巢湖的名气很大，我在四十年前就知道了，那是港台歌星奚秀兰唱的《春风又到巢湖边》，不禁哼了几句。果真是啊，站在合肥滨湖“岸上草原”碧草青青的土丘之顶，瞭望湖面，烟波浩渺，颇为壮观。好心情一晃而过，莫名想起瞿秋白先生临终前的一句话——此地甚好。

我也想说一句“此地甚好”。可时候还未到，此地亦不属于我，只能一声叹息。时候虽未到，但我好像也该写一篇类似秋白先生《多余的话》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