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西长安街路北、西单路口以东,有座始建于金章宗时期(1190—1208)的寺庙,元代叫庆寿寺,明代叫大隆恩寺,一度为京城第一丛林,如今寺已不存。
朱棣成功从他侄子手里夺取皇位,有个谋士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谋士就是道衍和尚,俗家名叫姚广孝。他被朱棣带到北京后,就一直住在庆寿寺。朱棣当上皇帝之后,拜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恢复他的俗家姓氏,赐名广孝——姚广孝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朱棣命他蓄发还俗,他坚不肯;赐给他两个宫女,他也不要;朱棣要给他建造府第,他固辞,仍然住在庆寿寺,上朝,穿官服,退朝,披僧衣。最后他圆寂在庆寿寺中。
明朝正统末年,大太监王振对英宗说:庆寿寺已然朽敝,该重修了。对王振言听计从的朱祁镇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调拨帑金数十万,集军民万人,重修庆寿寺。九个月后,新寺建成,“壮丽甲于京都诸寺”,赐名为“大兴隆寺”,“树牌楼,号第一丛林”。
由于王振佞佛,正统年间北京城内外新修建了不少寺院,最有名的,还有位于东城的智化寺。
土木之变,朱祁镇当了瓦剌人的俘虏。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当了皇帝,是为景帝。景帝身边也有个佞佛的太监他叫兴安。他也要比照大兴隆寺建造一座寺庙。于是在景泰四年(1453)三月,在皇城之东建起了大隆福寺,寺之庄严与兴隆不分上下,而建筑之豪华较大兴隆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大隆福寺建成之后命运多舛,最后随着明英宗的复辟而衰落了。
明朝的嘉靖皇帝特别崇信道教。他在位时排斥佛教,做了不少毁寺庙、汰尼僧的事。他先是把姚广孝的牌位从太庙里成祖皇帝的身边拿走,改放到庆寿寺去了。嘉靖十四年四月,大兴隆寺失火。于是有御史说:“佛者,非圣人之法,惑世诬民。今大兴隆寺之灾,可验陛下之排斥佛教深契天心。”他建议散遣僧徒,迁走姚广孝的牌位,将大兴隆寺改作“习仪祝圣之处”。一个太学生更激烈,上书说:王振修大兴隆寺竭尽百姓膏血,请皇上下令,拆毁所有宦官修建的寺庙。这些呼声正是嘉靖皇帝想要的。
嘉靖十五年,大兴隆寺改为讲武堂。姚广孝的牌位,则搬到了新街口附近的护国寺。朱厚熜发布圣谕:“凡中外一切游聚尼僧,俱勒令还俗婚配,罢所居浮屠庵院,违者重惩如令。”
什刹海西岸、海子桥西北,旧有座始建于元代的海印寺,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喇嘛庙,宣德间重建,改名大慈恩寺。正德年间在朝中为官的何景明有诗咏慈恩寺:“海子桥西寺,高楼御园花。中流自日月,平地有烟霞。客至开金殿,宸游想翠华。十年复到此,朋辈各天涯。”正德朝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慈恩寺诗:“水绕湖边树,花垂石上藤。长来寺前坐,不识寺前僧。”这说明,正德年间慈恩寺还在。嘉靖年间,“为西域群僧所居”。嘉靖二十二年,朱厚熜以西域番僧为“为邪秽”,“不宜迩禁地”,下令拆毁慈恩寺,驱赶众番僧至于他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逼近京城,大量难民涌入北京城中避难。朱厚熜下令,在庆寿寺、海印寺空地上安置难民。此时,两座京城大庙已然变成平地。到万历年间,慈恩寺已废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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