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5日上午，北京日报主管理论部的孙副主编通知我：“严新约你去当面谈谈。”我说可以，什么时候？“今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陪你一起去。”

严新为什么要约见我一个小编辑谈谈？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采写《十九岁少女被活活饿死》报道之后，我被一些群众的愚昧和气功师害人的罪行倍感震惊，决心尽我绵薄之力，揭露气功实质、唤醒群众不要再气功大师所骗。我约请几位记者采写了一系列稿件，经我编发，陆续在北京日报周末版上刊出。这些稿件是：

10月21日：

《专家认为：“避食功”缺乏科学根据》（记者钟卫宁）；

《清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赞成以科学态度研究气功，反对神秘化；一些“研究成果”未经鉴定与学校无关》（记者孙瑛）。

这两篇文章一个是告诫那些还在练“避食功”的人，“避食”有害健康，不能再练了，有病要去医院看医生。

另一篇则是为澄清一个事实真相：严新与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搞的“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离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这篇报道里，清华大学科研处的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确有一些教工在研究气功，但只是个人的活动；严新与科研协作组做的实验，没有校方负责科研的人员在场；所发表的东西也未经申报、鉴定，谈不上是科研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报道是我约孙瑛同志去采写的，因为她当时负责跑高校。我所以约她去采写这条稿子，是因为此前《健康报》已经刊登了一篇同样内容的报道。

10月28日：

《市卫生局：中医局从未批准过任何私人气功师行医》（记者钟卫宁）

——这篇报道等于宣布：所有在京行医的私人气功师，行医都是不合法的。

11月4日：

《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专家张洪林认为：外气治病是一种暗示疗法》（记者杨立君）

——“外气”为什么能在患者身上产生作用？张洪林揭示出了实质：是暗示在起作用。张洪林让去拍照片的摄影师刘凯旋穿上白大褂，对来看病的患者说，这是一位功力很强的气功师，现在请他为你发功治病。然后摄影师刘凯旋便按照张洪林方式给患者“发功”，患者果然收到了他的“功”，有了很强的感觉！事实证明，不是“外气”在起作用，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

这篇报道见报之后，不断有人去拜访张洪林，有去求教的，也有去挑战的。求教的，大都被张洪林的观点所折服，挑战的，无不铩羽而逃。这是后话。

我本人也是在这篇报道之后，才认识了气功的本质。

11月11日：

《带功讲课的秘密何在？有人搞了一个有意思的试验》——这篇报道是我亲自采写的。采访对象是湖南衡阳杂技团团长孟继孔。几个月前，他带着他的团在天坛公园内演出，看了我们的一些报道后主动来找我。他说他听过严新大师的带功讲课（门票好贵呢，10元一张——当时可以买12斤猪肉！严新讲课的录音盒带也卖钱，50元一盒），看到听课的人又哭又喊、如醉如痴的样子觉得好笑。于是他回到长沙也照着严新的样子搞了一场“带功讲课”，效果比严新的还好，40%的听者有了剧烈反应：哭的，笑的，呕吐的，满地打滚的。也有人远距离接收到了他的“外气”，事后向他汇报说：关节炎被治愈，腿疼的病好了！不过孟继孔没有自称为大师，他向所有人宣布：我不是气功大师，我也不会发放“外气”，你们的反应，是接受了我的暗示的结果。

这些报道，触动了红极一时的严新大师。他不知此事有何“背景”——我相信他也很心虚，于是托人打听，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姓宗的小编辑“鼓捣”的！于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女编辑王××，找到了我们报社的孙副总编，见了一次面。孙副总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我的报道不符合事实，必须更正，或者再发报道弥补，被我拒绝了——这是12月4日下午的事。我不买孙副总编的账并非无理，一，孙副总编不是我的主管；二，我的报纸大样全部经过上级领导的审定。他向我发号施令，其实已经越权。

孙副总编见说不服我，无法向严新交代，于是就叫我去见严新，让严新亲自跟我谈。

我说：“去就去！我正想当面会会这位‘大师’呢！”车队司机赵金生师傅开上车，陪我去见严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