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奥斯特像极了自己笔下扑朔迷离的人物，身份多重、变幻不定，既是小说家、诗人，又是编剧、导演…… 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世界，冥冥中，他也在找寻自己。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保罗·奥斯特
　　
　　采访、撰文：钟 蓓
　　
　　不止一次被人说起他长得有些像卡夫卡，年轻时俊俏的照片里，那双眼睛最抓人。保罗•奥斯特，美国知名小说家，获奖无数。借着他的小说《黑暗中的人》（The Man in the Dark）推出简体中文版的机会，我们通过电话聊了聊。这是他的第12 部作品。
　　虽然《黑暗中的人》扉页上印着献给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一家，特别是他的儿子尤里，但奥斯特的故事灵感源自他对“2000年美国大选的失望和厌恶”。“戈尔赢了，他应该当选，可政治和法律耍花样剥夺了他的总统资格。从那时起，我有种怪诞的感觉，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另一个平行的世界存在。在平行的世界里，戈尔连任两届总统，美国从未入侵伊拉克，可能连‘9•11’也从未发生过。因为克林顿他们快制定出了对策，只有继任的布什那帮家伙无视所有警告，而这才是‘9•11’发生的根源。”
　　于是，在小说主人公72岁的奥古斯特•布里尔想象的世界里，“9•11”事件没有发生，200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甚至造成了美国分裂，内战爆发……士兵欧文•布里克被迫执行的任务就是杀死讲故事的人。在小说故事镶嵌故事的叙述里，布里尔的孙女卡佳是另一个世界的主角，她有爱人，爱人叫泰特斯，泰特斯死于战争……直到两代人在黑暗中互相倾诉，在彼此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命运，医治创伤，并且寻找继续活下去的光明与希望。
　　奥斯特写得飞快，完成这个故事，他只用了4个月。动力不仅源自他对美国的愤怒，也因为个人的悲伤。“我和大卫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尤里的死，让我很震惊。”那一年，尤里•格罗斯曼（Uri Grossman）死在黎巴嫩战场上，年仅20岁。
　　“或许，我写到泰特斯的时候，想起了尤里。”奥斯特说。
　　故事里，泰特斯死了，只剩下卡佳，她带着破碎的心，孤独睡去。留给她身后的是小说结尾处，一段泰特斯的视频：
　　“他双手被反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没有试图挣脱。上一段视频里出现过的那四个人站在他周围，3个人手里端着枪，第4个右手拿着一把斧头。另外3个人没有发出任何信号或手势。第4个人突然砍向了泰特斯的脖子。泰特斯向右急抽了一下，他的上身扭动着，接着鲜血开始从头套里渗出来。又是一斧，这次是从后面砍过来。泰特斯的头向前垂了下来，此时血已经喷涌得他全身都是了。一斧又一斧：前面，后面，左面，右面，这把钝斧砍了又砍，而他早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于布里尔，于奥斯特……
　　
　　和懂面相学的女作家巫昂谈起保罗•奥斯特，她认为奥斯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具有他的隐形性格，比如孤独、迷茫。或许她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奥斯特的处女作干脆就叫《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在他最重要的作品《纽约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和《神谕之夜》（Oracle Night）中，孤独的意象更是数次出现。
　　“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它是一件有形物，人们可以拿起，放下，打开，合拢，书中的词语代表一个人好几个月、好多年的孤独，所以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人们可以对自己说，他正面对着孤独的一小部分。一个人独自坐在一间房里，写作。无论这本书写的是孤独还是陪伴，它一定是孤独的产物。”奥斯特如是说。
　　但是，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听上去愉快、富有磁性而且友好。通话过程中，有人敲门进来。奥斯特停下片刻，向着听起来异常空旷的远方喊起来，“我在接一个从中国打来的电话，你能帮我一下吗？”然后，他扔下眼前的客人，继续和电话里的陌生人，我，聊天。彼时彼刻，我觉得自己于奥斯特而言，就像是《神谕之夜》开头出现的中国人“张生”，遥远而亲切。
　　非常可能的另一件事是他接电话的地方就是离家3个街区的工作室。据说，那儿很小，而且知道确切地址的人不多。同是作家的妻子Siri Hustvedt在家工作。这么做能避免打扰对方。奥斯特离过一次婚，前妻也是一位作家，在美国文坛地位很高。第二任太太的成就不如第一任，但也获得过一些小的文学奖项。读过她作品的出版人彭伦认为“节奏太慢”，“过于纯文学”。但是已经成为畅销小说作家的保罗•奥斯特非常听信她的意见，和许多作家一样，太太是他们的第一读者。
　　“诚实是前提。她会坦诚地告诉我她的读后感。因为她本人也是位很优秀的作家，所以我很信任她。她的建议，我会仔细考虑，然后做出修改。”奥斯特说。
　　恐怕除去妻子，奥斯特很难再听进什么人的意见。因为刻薄的评论会“让我感觉很糟”。比如，在那篇知名的《纽约客》评论文章“浅坟”（Shallow Graves：the Novels of Paul Auster）里，身为哈佛大学文学批评教授的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写到：“陈词滥调、借来的语言、中产阶级的愚行和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文学复杂地结合在一起。”“一本典型的奥斯特小说中，有80%的内容写起来跟美国的现实主义写作难以区分；剩下的20%对那80%后现代风格的外科手术，常常对情节的真实性投以怀疑。”“保罗•奥斯特很可能是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派小说家，肯定有成千上万个通常不读先锋小说的人读过他的《纽约三部曲》。这种调和与借用的事，奥斯特显然也做——所以他有电影般的情节和很假的对白——可是对于陈词滥调，他除了使用别无动作。”
　　我小心翼翼地问奥斯特是否知道这篇被到处张贴的评论？他立刻用提高的音量，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没有看过”，“詹姆斯•伍德是个白痴”，“很糟糕、丑陋”。但事情的逻辑是，既然你没有读过，又如何知道它“糟糕、丑陋”呢？
　　奥斯特习惯用纸笔写作，然后逐段修改，直至满意。这个习惯从他年轻时为了生计而写，延续到今天可以纯粹地写。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充耳不闻，以及卓绝、彻底的孤独。
　　
　　MW=周末画报
　　PA=保罗·奥斯特
　　
　　MW：你的中文版新作《黑暗中的人》是献给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及其一家，特别是尤里。为什么会想到给他们一家写一部小说？
　　PA：我之所以写这个故事是因为尤里的死。书献给某些人，并不意味着故事就是某些人的故事。《黑暗中的人》里那个死去的年轻人，他的故事很可能是因为我受到尤里的启发。
　　MW：格罗斯曼本人知道你写的这部小说吗？他有没有任何评论？
　　PA：是的，他知道。我和大卫是好朋友，彼此认识许多年。所以尤里的死让我很震惊，当时我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这本书完成后，我给大卫送去。他很感谢，也很感动。过几天，我和太太一同会去出席一个文学会议，到时候我和大卫会参加同一个讨论，我想我们会谈很多。
　　MW：在《黑暗中的人》里，你依然采取了故事镶嵌故事的叙事方式。这一点，我们在你的其他作品中也很常见。显然，你很擅长于此。
　　PA：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会用这种叙事方式。我坐在桌子前，开始写，一件事连着一件事在我脑海里蹦出来，非常自然。可能这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吧？一本小说好比是一个框架，那些故事就是其中的成分。成分与成分之间有空隙，我把它们串起来，让它们创造出新的东西。
　　MW：那么故事里的两个主角分别代表了什么？我能认为其中的一个代表了“尤里”吗？
　　PA：泰特斯不能算主角。奥古斯特•布里尔才是主角。我觉得这个故事最抓人心处是当布里尔的孙女走进房间，她的祖父坐在黑暗里，告诉她有关她祖母的故事，而布里尔的孙女也向祖父提到了男友泰斯特的事情。在这个时刻，两代人仿佛卷入了同一件事，彼此有了交集。对我来说，这很让人感动。布里尔关心的成为他孙女关心的，她关心的成为布里尔关心的。
　　MW：你在意评论家的评论吗？
　　PA：我不看任何评论。
　　MW：之前，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纽约客》上写了一篇长文……
　　PA：哦，那篇文章！那是篇可怕的文章！非常丑陋、非常愚蠢！詹姆斯•伍德是个白痴！他的文章，我没有看，也不想看，因为看到那样的文字会让我感觉糟。
　　MW：不管你看没看过这篇文章，詹姆斯•伍德认为《幻影书》（The Book of Illusions）是你最好的作品。好吧，不管他说什么，你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部？或者你最喜欢自己哪部作品？
　　PA：我真的不知道，我写过太多东西，每一部作品对我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这就好像说，我最喜欢我的哪个孩子一样难以抉择。而对于读者来说，个人的喜好也不同，他们心里也自有选择。
　　MW：我最喜欢的你的作品是《孤独及其所创造的》（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
　　PA：嗯，你有不同的选择。这本书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我的第一部作品，而且似乎我此后的作品都和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MW：其中你写到了你的父亲和家庭，它算是你的“自传”吗？
　　PA：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沉思录式（meditation）的作品。
　　MW：《孤独及其所创造的》、《红色笔记本》（Red Notebook）和《穷途，墨路》（Hand to Mouth）都是有你自己写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书。有意思的是，通常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他们一般就写1~2册传记，而不是年纪轻轻就写了3册。
　　PA：虽然有3册，但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你刚才提到的《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我可能从1979年开始写，1981年完成，这本书花了我3年的时间。父亲的去世让我深受打击，也正是因为此，我开始写这部书。写第一部分“一个隐形人的画像”时，我就在想，我怎样才能描摹出一个人？我怎样才算了解一个人？这本书并不是关于我的童年，而是关于我的父亲。
　　《穷途，墨路》写于1996年，但是那是为了钱，当时我真的需要钱，所以就写了那本书。内容和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回忆了青春，写到了当时认识的几位好玩的朋友。
　　MW：尤其你写到去法国的好玩的经历。世界何其大，当时怎么就去法国了？而且去了以后，你就呆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打工、生活。
　　PA：之所以去法国是因为我会说法语。加之，我很喜欢巴黎，所以一去法国我就呆了一年多。好玩的是，回来以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分一点儿都没受影响。
　　MW：2007年，你的中文简体字版小说仿佛一夜之间都被出版了，书店里到处可见。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这个年份？为什么不是2006年？或者2008年？2007年，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PA：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版权代理当时想推广我的作品？2007年之前，他们把版权先卖给了台湾的出版社。之后，上海的一家出版公司对我的书非常感兴趣。对了，我看了他们寄给我的样书，装帧很棒，非常感谢他们。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翻译作得如何。
　　MW：放心，他们找了很棒的译者，译本优美流畅。
　　PA：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开心。这太让人愉快了。
　　MW：那么2007年，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
　　PA：嗯，那一年我60岁，更老了，而且我的书出了简体中文字版。除了这些，2007年好像就没发生特别的事了。
　　MW：上世纪90年代，你做了一些关于电影的工作，比如编剧、导演等。你和中国导演王颖甚至有合作拍摄电影《烟》。但是此后你很少涉及电影的事务，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电影对你的吸引力没有了？
　　PA：我很喜欢电影，相对于写作而言，它是一种全新的介质。而且我必须说，那段拍电影的经历很棒。但是我实在厌倦了和一堆人合作，制作人、造型师、灯光师、化妆师……总之，这是件非常让人筋疲力尽的事。
　　MW：但是电影不比写作更容易赚钱吗？
　　PA：我拍的都是些独立电影，并不是商业电影。刚才你提到的《烟》还还不错，挺成功的，其他片子的规模就实在太小了。所以，我只赚了很少很少的钱，大部分银子都还给电影了。
　　MW：众所周知，很多成功的作家都和电影工业搅在一起。是不是在将来的某一些，你也会成为其中一员？比如，写一个故事，然后它就被改编成电影了。
　　PA：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也对此毫无兴趣。我只会拍点儿让自己高兴的东西。15年前，我拍了《烟》，像这样的独立电影在今天拍起来困难重重。虽然我很擅长讲故事，但是与其做一个电影人，我觉得作家还是自己更胜任、也做得更出色的工作。
　　MW：见过你照片的不少人觉得你相貌英俊，而且有些像卡夫卡。你觉得呢？
　　PA：有人这么说过。但是卡夫卡非常非常瘦，而且他很高。我觉得我挺大个儿的，但没他那么瘦。
　　
　　 《周末画报》第595期，A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