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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读《诗经》的书在前，钱红丽却将她的书命名为《诗经别意》，“别”在哪里？大概在于，钱红丽的读法，是一种比肩而立的读法。
    一向有一种读书法，也是我最不喜欢的读法——神化的读法。读后的心得文字，甚至简单的梗概，都和原作相去甚远，是原作在云上的镜像。带着敬畏去读，带着仰视的姿态去读，和带着蔑视去读，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为了掩饰感受力的不足。
    钱红丽自己就是散文家，是写作者，而不是梗着脖子向上望去的“读书人”，感受力的根须足够发达，所以，她不觉得古人有什么神秘之处，也不觉得时间形成了别样的阻隔，她很愿意想象，古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同样的感受，不过附着在不同的事物上，而所有华美的意象，繁复的阐释，不过是缺乏感受力的我们哄抬出来的。这种哄抬，让那个最初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远，让细草繁花，竟有了古意。她用《诗经别意》幽幽地、没有什么阻碍地，穿越一般，看到了这种古意的本来面目，有对那个质朴但却深广的世界的全部体谅。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比肩而立的读法。读书的人和写作的人心神贯通，知道他们当初是因何起意，是被什么触动，又为什么要这么写。叠加反复，可能只是为了长度上的分量，聱牙诘曲，可能只是为了某种涩滞的语气，意象古奥，或许只是为了文字视觉上的重量，人与事的扭曲，或许只因写作者过于发达的臆想癖——他非如此写不可，与公正无涉，而非后世皓首穷经、书海苦舟地找出来的那些理由。就像《尤利西斯》，写作的人，会觉得那些注释多余。这是有过写作演练的人才能懂得的事：“文学向来是一份固执的虚无主义——这是一种天赐的力量（钱红丽《诗经别意》“小引”）”，所以，她敢于认定：“《小星》到底不是小妾，它不过是写出了我们上班族的心声。”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钱红丽不小心穿越到了《诗经》的时代，大概不会一惊一乍，也不会急于用今天所掌握的常识，去做一个几千年前的达·芬奇，她大概会平静地加入那些古代人，和他们一起采桑薅草、饮食男女，用人世里最恒定的部分，去寻找自己立身的依据。《诗经别意》其实是一架心理上的时光机，用这种对最恒定部分的提炼和贯通，指出我们与古人并没什么不同。
    这种比肩而立的姿态，也不单存在于这种态度上，还存在于那种温和的、细密的、有植物清香的、但却俭省的文字里，字字句句，都是在与《诗经》所奉行的“缺胜于丰”互证。一路读下去，像在早春的阳台上静坐，什么地方突然起了歌声，幽幽的，细细的，探头去追究，却看不见什么人。歌停了，周围突然静得凝滞。《诗经别意》就是布下这一动一静的翻云覆雨手，她解说，她体悟，她融通横亘几千年的生命体验，起意的时候温婉兼喧闹，收敛的时候，看不出空气里的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