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出来之后，被私密了，修改了十几处地方，删除了四五百字，再发。

与纵贯线有关的记忆碎片

韩松落

向前看，才赫然发现，所有人都是时代的提线木偶。

罗大佑

    八十年代，台湾歌曲还是禁品，是黄歌，1983年，我七岁，在新疆策勒第二小学读书，“六一”文艺汇演，维族同学买力普的弟弟，背着手，站到策勒县影剧院简陋的水泥舞台上，公然唱了一首《蜗牛与黄鹂鸟》，师生为之震惊，全县为之哗然。但时隔一年，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成方圆就翻唱了经过删改的罗大佑作品《童年》，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北京青年报》用两个通版，刊登出了当时晚会上所有独唱歌曲的歌谱。（……）。
    八十年代，一年都掰成几瓣用，一年顶得上平常年份的好几年。禁忌被打破，积蓄的见解得见天日，快乐被允许甚至被倡导，但人们又对这种快乐的能否持久表示怀疑，于是，快乐显得绝望，人们的张扬显得滑稽和夸张，最流行的发型是爆炸头，最受欢迎的服饰是白色的半透明的裤子配上火红的上衣，内裤的边被勾出来也在所不惜。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富于刺激性，也从来没有这样敢于尝试、勇于承担。就像是一个刚刚被救活的人，终于明白生命的无常，于是打破了一贯的保守和一贯的节俭，开始纵欲饕餮、挥霍浪费，也开始政治尝试与文化探险。八十年代，一切都没头没脑，急急切切，有今日不想明天，一切又都充满朝气，充满不可能的想象力。
    罗大佑应时而生，他对“时代”与“地理”感觉极为敏锐，在每个历史的节点做出积极相应——担任时代天线的人都有这样的执行力。（……）他始终努力参与，努力站在时代现场。“莫谈国是”真正的含意，其实是：这是一个有谈资和谈论习惯的民族，所以需要特意提出禁止，他是这个民族习性的一部分，所以，在大陆，他以盗版盒带的形式流传，当仁不让地成为大陆青年、诗人、摇滚歌手的精神源流。直到八十年代过去。
    八十年代，“诗”与“歌”密不可分，“诗人”可以是“歌者”，“歌者”却也像诗人，而那之后，“诗”是“诗”，“歌”是“歌”，只言“歌”，不言“诗”。“诗歌”过期于八十年代。那之后，对于罗大佑来说，可供寄寓的地理遭受重创，时代的源流也已断绝。他在等待他的四十岁，而我们开始等待一个富裕的、波澜不惊的时代。
    但罗大佑从没能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罗大佑聆听史，稍一开始就结束了。1990年，我十五岁，上高一，我初中同学魏常乾，毕业后上了一年铁路技校，迅速参加了工作，拿很高的工资，终于可以买引进版的磁带，一张张拿来给我们听，《爱人同志》、《皇后大道东》，以及各种精选。但罗大佑对我们来说，太沉重了，我们更喜欢稍后出现的郑智化。音乐选择比裙子的长短更锐利地提示着我们出身的年代。但我还是记得，高考那一年，电视上正在播放《雪山飞狐》，片尾曲就是《追梦人》，那歌配上东北的风光，让我当时就发誓，将来要去东北生活。然而二十年后，我也才一步步挪到河北。
    1992年入大学，正赶上行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刚参加完毕业实习回来，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教学生唱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与学生们分别时全都哭成泪人。我们听得一片茫然。后来我在学校广播站工作，领导我们的是系主任的夫人，师母看不上我们这一拨人，屡次提起比我们大三四岁那一拨人的事，谁成了著名诗人，谁进了中央台，还有，当年学校要砍伐文科楼前的两列老槐树，学生自发组织护树队，日夜守卫，等等。那时，适逢我们班有人为争班长职位打到头破血流，师母温柔地指责了：“你看看你们这代人”。我们十分羞愧，我们没勇气组织什么团队，更别提为几棵树与学校对着干，后来教育实习，也绝不和学生亲近，他们的班主任在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很识得眉高眼低。

    七十年代人，似乎总是这样，在XX上软弱，在处事上随波逐流。2007年，许巍来我们城市演出，我们不但记错演出时间，又兼饭吃得太晚，赶到体育馆时，演出已开始了半个小时，连黄牛票都没有一张了，一群七十年代的大老爷们，惶然无助地站在门口，倒是一位八零后小女生，勇敢地说：“我去想办法”，一头钻进人群，等一下手里拿着几张票根来了，神色十分坚毅果敢：“分三批进去，就对门卫说你们是出来打电话的。”“这样也可以吗？”她横我们一眼，带头进去了。我果然顺利地用票根和毫无可信度的谎话进去了，进场时，许巍刚登台，第一首曲子是《蓝莲花》。真羞愧啊，连一张小小的票，都可以阻挡我们对许巍的向往。
    我们没有上一代人深沉智慧，也没有下一代人勇敢泼辣。在罗大佑和周杰伦的时代之间，过度性地挤出了一点交集：郑智化，或者其他。

李宗盛

    从哪里第一次看到李宗盛的？卫星电视中文台。卫星电视中文台，给我们送来的还有潘越云、陈淑桦、陈升、巫启贤、南方二重唱、苏慧伦、苏沛、孟庭苇。1991年、92年的我们，用尽一切办法回家看电视，逃课、翻墙、请病假，只为卫视中文台。卫视中文台让被台湾电视剧霸占的1989年、1990年像上一个世纪，那个世纪陈旧昏黄，这个世纪干净明亮。
    三岁就是一个代沟，不仅适用于粉丝，也适用于偶像们。李宗盛只比罗大佑小四岁，还都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干将，但他就已经不像罗大佑杨祖珺那代人了，他做不了政治诗人，他是轻度的，轻度人文色彩，轻度的消费主义，轻度的爱情，轻度的都市，他适合比上一代人小了三岁的我们。
   他在卫视中文台第一次出现，唱的是《凡人歌》。至今也是我们在KTV喜欢点唱的歌曲，《爱的代价》也是。比我们大三岁的那拨人和我们的区别是，他们还会点《给所有单身女子》。我们不，我们唱不来这么不上口的歌。悦耳鲜明亮丽（这恶俗的词）是九十年代的统一追求和第一要务。
    几乎一开始，他就和他的女歌手捆绑在一起来到我们面前的，陈淑桦、林忆莲，还有后来的辛晓琪，但1994年，大陆校园民谣昙花一现时，有盗版商迅速挖出李宗盛“木吉他”时代的作品以赶炒热点，我们才知道他也有前生。   
    后来，他也来了北京，却与罗大佑的来北京全然不同，罗大佑是来参与新时代的，而他是来做音乐的和解决中年危机的。
       
周华健

    1993年的中国大陆，所有的音像店，都在放四首歌：《花心》、《吻别》、《小芳》、《新鸳鸯蝴蝶梦》。那是1993年的四大名曲。
    1980年代最末两年那令人心惶惶的通货膨胀已经过去（我还记得我家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囤积了十袋面粉，数箱蕨菜以及罐头），股市初兴，一切都似将走向明媚，别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玄想，唯有安心把日子过下去、把情绪调节到正常频率是真的。周华健以一个温厚的、明亮的、努力的、没有心计的男人形象在此时出现，正适合播放及传唱。
    也是那一年，有一天下午，一位平时并不熟的女同学在下午那空荡荡的教室里，穿过许多桌子向我走来，非常奇怪地拿着《花心》的磁带来特意给我看：“你不觉得这歌词很美么？”16年后我仍在回味她貌似大有深意的话，却又担心那是当时的温度湿度和窗外摇曳的白杨树联合作用的骗局。
    1995年，《其实不想走》出来，适逢那一届同学毕业，广播站天天收到点歌条，我们被迫把这首歌连续放好多遍。
    1998年，我在电台工作，经常在节目里播放《风雨无阻》。后来学会《朋友》、《忘忧草》，全都是因着街上音像店的反复播放。
    也正是那几年，内地效法港台，亦步亦趋地建起唱片工业的框架，大地唱片在内地落户、艾敬被成功包装推出、电台出现流行乐排行榜节目、校园民谣短暂流行，在别处要用二十年或许才能经历的，内地用1994年到2000年让它走马灯一样演练。来不及了，所有人都知道来不及了。
         
     
张震岳

    1996年，我所在的城市才有了第一家演艺酒吧。
    1998年，我大学毕业，工作赚钱，常和三五个年轻同事，去演艺酒吧，这些地方，在那几年，在年长同事眼中还是“很乱的地方”。而1998年，在那里，歌手必唱的一首歌，是《爱之初体验》，每晚必有歌手装作很痞的样子，把这首歌唱一遍。
    酒吧初兴，量少，粗放经营，所以没可能细分人群，里面经常会打架，头发蓬蓬、眼圈很黑的八零后男女，和貌似成功人士的中年男女共处一室，听年代混乱、趣味杂驳的歌，热舞时间过后，还会有曲艺团的艺人来说相声和顶缸。歌手还得应酬和坐台，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最喜欢的女歌手，以忧郁清澈的姿态唱完《独角戏》之后，执着一杯酒，向楼上的包厢走去，我们的心全都碎成一地。
    最骇人的是，有一天来了劫匪，把门守住，清场似地把全场所有人翻了一遍。
    2000年，在《走到底》里看到张震岳和莫文蔚搭戏，后来就很少看到他了，其实许多歌手都渐渐看不到了。
    网络已经来冲击了，但唱片似乎还能赚钱，却也持续了没几年。演出终于成为混乱的过度时期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论内地抑或港台，在此时终于同步，在荣与衰的波浪线上同呼吸共命运。
    2008年8月，张震岳和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组成纵贯线乐团，并登上2009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将近三十年，由此首尾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