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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车，首先是寻找旅社，其实根本不用寻找，在零星的农社中间那幢三层楼的砖房，一眼就能让人辨别出来。到了楼前，却不知值班室在什么地方，问傍边的小孩，他就带着我们去了一间茅草屋。在阴暗的房间里，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吃饭，看见我们，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十分吃惊的连声问：“你们是怎么来的？你们是怎么来的？！。。。。”听我大致讲了一下经过后，一位年轻妇女站起身，带我们去值班室登记。值班室其实就是她的家，我们掏出工作证，坐下来边填边休息。这家人很热情，开旅行车的司机（青年妇女的丈夫）端来热茶，一个小男孩送来一盘洗净的桃子。桃子不大，小男孩告诉我们是五指山的特产，长不大的！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又香又脆，于是又连吃几个。

办完手续，交了钱。青年妇女带我们到一房间，将钥匙交给我们，提来一瓶开水，没再露面。放下包裹，舒舒服服的躺坐在椅子上，心中为顺利到达而感到舒畅。环顾四周，原来是一个套间，两室一厅还带卫生间，条件很不错了。

没有多久又进来两人，其中一位就是向我们问话的中年知识分子，还有一位青年，也是在那里吃饭的人中的一位。看见我们，他们显得非常的高兴，中年人再次感兴趣的向我们打听是怎样来到五指山的。听完我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连声感叹道：“不容易，不容易！当我们一眼看见你们时，真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所以，一见面，我就忍不住问你们。我们是专车送来的，但也等了好几天。。。。。”

他们是广州某生物研究所出来采集植物标本的。中年人姓王，五十多岁，身体非常健康，是一位教授；年轻人姓张，瘦高个，白皮肤，也是一位乐观的研究生。王教授非常健谈，博学而又风趣，言谈举止间自有一股学者的风度。他问我们是否到过海口，接着就滔滔不绝的谈起他在那里一天的经历：我们专门寻访了那些来求职的年轻人，还找到了那位擦皮鞋的大学生，同他聊了半天，劝他们回去，他说他不，我问他你究竟要做什么，他说：“我就是要钻  政策的空子，梁湘想赶我们走，我们不走！”他很有决心。我津津有味的听教授侃侃而谈，直到曾书催我到区公所去联系上山的事，我才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

绕过几间农舍，就到了区公所简陋的土墙大院前。正是中午，里面的房间大多关门闭户，径直走向一间开着门的房间。里面有两个青年正在聊天，看见我们，其中的一个高个子问：“有什么事？”“我们想上山，准备找一位向导。”来时陈弘向我介绍去五指山必须要有向导带路。高个子就让我们下午再来，因为区长已经下班了。“这是我们的团 委 书 记！”另一位青年向我们介绍。我们就装着很感兴趣的问他们那里团组织的活动开展情况。他很高兴的向我们谈起了他们的苦处，以及他们是怎样开展活动的。我还向他询问正在争夺中的南海诸岛的事，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才起身告辞。

下午再到区公所，找到区长，向他说明来意。他拿出五指山游客登记表（一本破旧的软抄本），让我先登记。填完登记表，顺便翻看前面的登记，发现了陈弘的名字，在他之后只有七、八个人登记，但没有看见扬源的名字。

区长看着我将登记表填好后，告诉我他们有三个专职导游，明天有一批香港青年要上山，还有那两个生物学者，让我明天早上到区公所去，由他给我安排向导。

在我去区公所的时候，曾书也到了旅舍对面的饭馆向老板问清了菜价，并约好去吃晚饭。

经过一天的奔波，中午也只是用几块饼干充饥，肚子里早没有了食物，区公所回到旅舍后，同王教授聊了片刻，早早的去饭馆吃晚饭去了。由于担心厨师弄出什么怪味的菜来，也就自己动手，腌了一点黄瓜，煮了一盆蛋汤，抄了几个小菜，没有肉，全是素食。老板问清我们是重庆来的后，神秘的说今天还有三个日本人要来。我有些奇怪，香港青年怎么变成了日本人？一会又有几个闲人说有一百个香港青年要来，已经在路上了。我更加坠入五里云雾。

一个中年人过来搭讪，看他的穿着，我估计是一位村干部或者是乡镇企业的厂长。问明我们明天要准备登山，就兴致勃勃的聊起他们今天上山的情况，说起山里凶狠的山蚂蝗，他还将脖子上一处还血迹未干的地方指给我们看，那条蚂蝗在他们上山时不知什么时候吸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毫无察觉，直到下山刚不久在饭馆吃饭时才被其他人发现。

但凡上过五指山的人，都会怀着强烈的兴趣谈起旱蚂蝗，陈弘也将自己身上的伤痕指给我看过，就连那两个生物学者，只在山脚转悠了半天，也受到了它们的热烈欢迎，腿和脖子上都被咬，流了不少的血。它们仿佛无孔不入，无论你怎样的防备，脖子、大腿甚至肚子上还是难免山蚂蝗的袭击。还没有上山，我心里就有些发毛，不知明天它们会给我多少的照顾！曾书被这种恐惧彻底的击溃，无论我怎样相劝，她再也不愿上山。

吃完饭，擦擦嘴，我们走出饭店。在饭店外的坝子里，村干部打扮的中年人正与另两个人闲谈，看见我们就热情的打招呼。我们也就过去同他们聊天。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海南日报》报社的摄影记者，到这里来是为了给五指山拍照的。我为我最初的判断感到好笑，一点也没有沾上边！

众说纷纭的香港旅游者终于来了，是徒步，全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男女，每人身上背着沉重的旅行包，杵着棍子，衣衫被汗水侵透，皮肤被晒得黎黑。他们径直穿过村庄，在田野那边的一条小河边安营扎寨。

《海南日报》的青年摄影记者，同我们很谈得很投机，邀请我们到他住的区委招待所去品茶，我们欣然接受。

那是一间昏暗的会议室，夜幕还没有降临，屋子却已经先黑了下来。点上几只蜡烛，冲上三杯散发着清香的五指山茶，边品边聊。屋里的一位老头还有那位中年人也不甘寂寞，一人端一茶杯从自己的卧室里踱了出来。中年人向我介绍老人是中国摄影协会海南分会的理事，我表示钦佩，他想客气两句，但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只谦逊的笑笑。青年非常迷信，对算命特别感兴趣，他滔滔不绝的讲怎样取名字才会有好运，如毛为什么改名，蒋又为什么改名，而他们的发迹都是在改名之后。我绕有兴趣的听着，虽不信，但听听也趣味无穷。

离开区公所时天已全黑，同曾书在黑夜中慢慢的往回走。在招待所前的土坝子，我们抬头仰望，才发现这是一个星空万里、繁星闪烁的迷人夜晚。突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呆呆的楞在那里：怎么会有无数的星星在飘动？怎么会有萤光点点在我们周围在黑沉沉的原野闪烁？定睛细看，原来是无数萤火虫！倏然间我们分不清哪是天上的星星，哪是人间的荧光，只觉得心荡神驰，飘飘忽忽，不知身在何处，完全迷醉在这充满乡野气息的夜色中。真想躺在这样的星空下这样的大地上酣睡，我似乎感觉到我的身心在融化！

“我要。。。。我要！”曾书快活得象七八岁的小孩，她的喊叫充满孩提时的童贞。我此时的心境又何尝不象一个小孩呢？仿佛是在梦中，仿佛回到了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纯洁无暇的童年。人生的旅程在我们的心上积满了灰尘，压上了沉重的负荷，只有此时此刻，在这静谧的星空下，在这无声的原野上，我们感到了浴后的畅快，感到心的洁净和轻松。信手抓住一条飘来的荧光，从拳起的指逢间看漏出的光亮，然后把它交给曾书。“太可爱了！”曾书拿着它兴奋的说。

我们正沉醉于迷人的夜色中，二楼的凉台门打开，出来到水的小张看见我们，惊喜的招呼：“你们回来了？！”

我们进了屋，见小张和王教授的脸上都放心的露出笑容：“还以为你们迷了路，正准备到区公所去报案！”原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担心。从他们热情的问候和关切的眼神里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一种温暖，这才想到在这靠近莽莽山林的小村，深夜不归，确实让人放心不下。

王教授是一个善谈的生物学学者，我们站在五指山下的夜色中兴致勃勃的听王教授侃侃而谈：谈陈景润的校长之所以又把他请回学校，不是因为他认为陈景润是人才，而是因学者的虚荣。聊文ge时惊天动地的国际友人送给毛的芒果，周 恩 来亲自指示让他们培育；成熟的芒果树旁持枪守候的民兵，掉在地上的芒果无人敢拾……。

王教授还非常风趣，当得知我到了西双版纳却没有去勐仓植物园时，就大谈特谈那些奇妙的的植物，还得意洋洋的样子说：“因为你没有到那里，我就偏吹那里，你去过的地方我不吹！”，我们都被他孩子似的得意和狡猾逗笑了。

夜深人静，各自回到房间。

怀着恬静的心情和对明天将会怎样被旱蚂蝗袭击的猜测我渐渐进入梦乡。

天还没亮，其他的人还在甜睡，我翻身起床，去旷野里呼吸清晨清新的空气。

在阡陌的田野毫无目的徜徉，眺望迷蒙中被森林覆盖的五指山，它会在今天对我们敞开怎样的胸怀呢？

天色渐亮，我先到区公所打听上山的情况。有三个打算：一是同香港旅游者一同上山，这样既能体验登山的乐趣，也能同他们接触，了解一些香港的情况，问题是不知道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另外是同两位生物学者上山，这样可以增加许多生物学知识，使行程充满另一种乐趣，问题是他们沿途采集标本，行动一定很；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单独请向导带我们上山。

区公所里空无一人，就到区公所旁边的招待所找三个记者。他们已经起来，正整理行装，准备去给那些香港的旅游者拍照。我正同青年记者寒暄，就听见曾书在远处叫我的名字，扯开喉咙答应。没有多久，曾书找来了。

因为也想问香港旅行者上山的事，我同曾书也就跟着三个记者向香港旅行者扎帐篷的小河边走。窄窄的田埂，一道道的篱笆，不时伸手牵着曾书跨过断开的田坎。

香港旅行者正从睡梦中醒来，钻出五颜六色的帐篷，有的正忙着用酒精炉烤着蛋糕，有的在河边悠闲的散步。一顶红色帐篷的旁边，一位姑娘替脚上正在流血的男青年擦药水。男青年昨天夜里被旱蚂蝗吸了血，蚂蝗已经取走，但被咬处仍流血不止。他们的领队，一位皮肤黧黑、身体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还拿出一只透明的小瓶子让我们看肇事的旱蚂蝗。

那位领队算得上是一位旅行家，他已经到过许多国家旅游和探险。为更细致的向我们介绍他到过的那些地方，他还拿出一本相册，指着照片一一给我们介绍他去过的那些地方。一张他在陡峭的雪坡上攀登的照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见身旁一面目清秀的姑娘正忙着点酒精炉，好奇的过去抄着川普问：“你们自己做早餐？”她抬头冲我笑了笑：“是的”“我们是育培训练学校的，专门训练吃苦！”一男青年走过来补充。育培训练学校？好奇怪的学校，于是又好奇的问：“需要训练多长时间？”“半个月！”我心中窃笑，半个月也算是学校！那位姑娘接着又带着自豪的口吻说：“我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昨天才到海南岛！”“你们有工作吗？”“有的”。

他们是分两路过来的，这十几个青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队，他们在等着与另一个小队汇合，然后住到山脚下的另一个村子里去，明天将从那里登山。

第一个打算落空，因曾书的脚还没好吗，也放弃了登山，于是我返回旅店，准备与王教授他们一起上山。曾书仍在香港旅游者的营地同他们聊天。

向导已经来了，王教授和小张正准备出发。我将一袋饼干和两盒桔子水装进一只尼龙口袋，再将它们扎在皮带上，跟着王教授和小张，在向导的带领下出发了。尼龙口袋在大腿上拍打着，没有感觉不适，反而觉得很洒脱。

经过香港青年们得营地时，我将相机留给了曾书，这样她可以在村子边拍拍照，打发一些时间。王教授用粤语同香港青年们打招呼，末乐了还很洒脱的来了一句“拜！”

跨过弯弯曲曲的一条小河沟，我们踏上了通向五指山的小径。

一想起旱蚂蝗，心中就有些发憷，刚跨过那条小河，就开始左顾右盼，死死的盯着地面，深怕碰着路边的树和草，一副草木皆兵得样子。其实刚上山的那一段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紧张，隔有大量旱蚂蝗的地方还远着呢！

惶恐的紧跟着向导，不敢掉在队伍的后面，因为知道蚂蝗总是在嗅到人的气息后闻风而至，越走在后面四周的旱蚂蝗就越多。

由于进入紧张的状态太早，一直不见旱蚂蝗的踪影，慢慢的就松懈了下来。来到一条溪涧边，正准备过去，听王教授猛喊了一声：“到了！”一低头，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差点没有惊叫起来：就这几步，一只蚂蝗已经爬上我的鞋子，正四处寻找缝隙，四周还有无数的蚂蝗伸缩着身子向我扑来，到了脚边，蚂蝗的一头吸在地上，一头向着脚的方向伸展着细长的身子，像一枚晃动着得铁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现在不是感觉草木皆兵，而是草木皆兵，让我不知该逃往何处！见王教授他们跳上溪水中的路出的山石，也跟着跳上去，从来没有感觉石头有这样可爱过，山石上光滑细腻，没有任何异物，真是一块救命的方舟！

光滑的山石上，我们脱了鞋，开始武装自己。将王教授带来的防蚊药涂在脖子、手臂和脚上，然后用橡皮筋紧紧的扎进袜子里。我们的装扮有些滑稽。向导将捆在木棍上的一小袋盐浸湿了水，不知向导的用意，后来才发现它的妙用：用它轻轻的在蚂蝗的身上拍打几下，蚂蝗立即卷缩成一团，掉在地方，死了。

望着前方莽莽的森林，正喘着粗气前行，后面的向导大吼一声：“站住！”。停下低头一看，大惊失色，一条竹叶青蛇正距离我脚前方不到1米远的小路上爬行，向导眼疾手快，一棍下去，正中七寸。之后向导用木棍挑起毒蛇，扔进了森林中。

正行进得口干舌燥的时候，路边出现一棵高大的野杨梅，树上的摘不了，但地上掉了不少，捡起一颗，放进嘴里，顿时满嘴生津，全是口水，太酸了，真是解渴！！！

途中经过一片茂密的草地，野草高度齐肩，看不见脚下的路，只能从两片草蓬交接的处进行判断，担心有蛇，紧跟着向导。

王教授和小张一路走一路采集植物标本，每装满一袋就找地方藏起起来，我笑到：这些草草放在大路上也没有人要！

到了山顶，没有绝美的风景，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爬上过程的体验。山顶有一些光秃秃的山石，奇怪的是没有旱蚂蟥，可以放心的休息。（过去的游记就记在这里，没有完成，后面的很多旅行细节都遗忘了）。

从五指山下来后，又住了一晚，第二天正好有一辆通什政府机关的轿车要返城，同意我们搭车。车上的人听说我们到海南只是纯游玩的，怎么也不相信。

返回通什，乘客车到了三亚。三亚都是一些低矮的房屋，找了一家酒店住下。酒店很简陋，两栋三、四层楼的红砖房，房间没有卫生间。两栋楼房之间有一片空地，中间放了一大水缸，这就是洗澡的地方。想去邮局寄明信片，去街上寻找。路边没有什么房屋，几经打听，才在公路边找到一间平房，那是一个简易的邮局。在邮局还碰到一位老乡，自我介绍是原重庆统计局的公务员，离职在这里找工作的。

天涯海角是我们要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叫了一辆三轮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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