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赤叶青枫

    被媒体誉为“近年来最美最感人的地道港片”的《岁月神偷》无疑是罗启锐与张婉婷的心血之作。他二人的对电影、对香港以及梦想的热爱与坚持一如片中的任达华和吴君如。

    《岁月神偷》源自罗启锐的半自传，故事摒弃了宏大的时代变迁与政治格局，将彼时之香港缩放在罗记皮鞋店里，由着兄弟两人在狭窄的阁楼里爬上爬下，也由着玻璃橱窗在台风来袭时顷刻粉碎，平淡生活中的自得其乐与逆境中的坚持，是小人物的命运，也是成就大时代的基石。

    故事被放置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罗启锐与张婉婷的镜头中，这是一个靠信念支撑的年代。老公的“做人，要顶住”和老婆的“做人，总要信”刻在了鞋店的招牌上，在明灭间不时闪烁，也砸进木屋顶的板子里，在风雨中不弃不离。半难半佳中，一个时代和他们一起他们奋力向前。

也正是由于半自传的原因，此片甚少严厉的现实批判——罗启锐与张婉婷中学就读于教会名校，七十年代港大毕业，八十年代留学美国，就读最好的三大电影学院之一的NYU，和许鞍华一样，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在影片的处理上，更多时候散发着一种中产阶级特有的浪漫主义的情怀。

所以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只让警察收了一盒月饼，也给了收受红包的护士一句台词，小儿子几次顺利偷到东西，最后又投进“苦海”，是为岁月神偷作解释，也是为了给时代以符号。而鞋子在风雨中旋飞于空中的镜头，一如科幻片电影，让时代和人物更多了一层虚幻的色彩。

基于这样浪漫的情怀，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也被演绎成一个对爱情无悔的年代——他们任由富家小姐和穷小子相恋，也任由他们分离，用在所难免的遗憾成全年少的无悔，也用曾经的如此相爱映射生命的如此相欺。只有故事，也只是故事。

故事结束在七十年代。哥哥的黯然离场与弟弟的衣钵相传，让人看到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升起，风雨之后的弟弟和母亲看到了双彩虹，那是一代港人几经挣扎后的心灵慰藉。

    在幻变的生命里，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它是无情的，但它始终偷不走美丽的彩虹，偷不走港人引以为傲的“香港精神”，亦偷不走一代人对如烟往事的点滴回忆。蓦然回首，既有风雨亦有晴。虽尝尽甘苦，然终是不悔。 　
　　此生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