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版韦关晴光

    推介：由北京飞往福冈的航班严重晚点，晚了五个小时。即将离开祖国的复杂感受，对异国新生活的向往，都让这五个小时显得多余、煎熬、不近人情。
    韦晴光和石小娟除了忍受这煎熬，没别的办法。他们呆呆地坐在候机厅，心事重得如同身边那两只装满行李的大号皮箱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还未消退，各大公司的体育俱乐部代表队为在国内俱乐部比赛中提高成绩，积极吸纳外援，中国乒乓球手无疑大受欢迎。1991年初夏，同为专业乒乓球选手的韦晴光和石小娟也汇入了出国的潮流。 
    最早萌生出国打球的想法时，韦晴光根本没考虑日本，他嫌那里水平太低。而当命运的阴差阳错使日本成为不得已的选择时，他的想法是打上两三年就退役，回国当教练去。

    韦晴光效力的株式会社名为寿屋，是日本九州最大的一家超市连锁公司，本部设在熊本。抵达灯火零落的熊本的那个晚上，夫妻俩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仅在这座城市，他们就待了十年。

                            1、晚点的飞机

      1991年的初夏，我终于如愿以尝，与晴光一起，登上由北京到福冈的飞机。

     心早已飞到从未去过、却向往已久的日本，可飞机迟迟不能起飞，我们在候机室里干等，既不能回头，又无法飞向新的未来。

                     日记摘选(1991年5月2日- 7日)北京

     过去的奋斗或许是徒劳，那现在的颓废，岂不是更为可怕的倒退？

    我在蜕变成一条藤，在变成寄生的虫，这是女人的归宿？

    我其实应该是颗树，有自己的绿荫，自己的价值。

    懒惰和脆弱使我变成了缠树的藤。这根藤偶尔会有些微弱的呐喊，提起精神，做颗腰板挺直的树吧！

    可是，我还能做到吗？

     曼莉来聊天。

    亚运会前，她随小斌去德国，前段俱乐部单方毁约，他们又回来了。

    刻薄的老板，冷清的环境，生疏的语言，每天所面对的，就是如何计划一日三餐。

    很快，我也该面对这样的生活了，在陌生的环境和语言中，开始做个家庭主妇。由于目前更多在考虑如何顺利出去，对此还来不及细致地去想。

    我真希望能开创出一个新的天地，可是，我们能做到吗？ 

     北京有不少让我觉得不错的地方。

    早上去买菜，依然改不了地觉得害怕。不善于讨价还价，几毛几分地算不清。  买冬瓜，我说七毛一斤，他说八毛一斤。算钱时，我埋怨对方刚才说好的价钱，现在又变卦。

    那人看看我，找钱的手犹豫了一下，又多找了几毛钱，或许是不忍心骗我太多吧。于是，我拎着那看来并不够秤的冬瓜，却觉得小贩的心似乎还未让钱给全蒙上了。  再去买花生，因为常买，就免了问价，只说要一斤。那人就更有意思，边称边说：“这是老顾客，我得多给一点儿，那些人挑挑拣拣的，才讨厌呢。”旁边另一个人跟着说：“还是老实人好，老实人在哪儿都不吃亏。”

    莫明其妙的表扬和热情，让我不知所措，大概刚刚来过一个特别挑剔的顾客吧。    北京，有一股大度可亲的古风。

    其实，在我到过、居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可爱、吸引人处。

    只是，同时又深切地感到，无论何处何地，总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拥挤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茶馆酒楼里，令一切显得杂乱、脏乎乎和累人。

     到达福冈机场，比预定时刻晚了大约五个钟头。与前来接机的寿屋乒乓球部部长莲尾、监督生田一起走出机场时，已是日落时分。

    日本的第一顿晚餐，是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餐厅吃的。

    店里非常地干净，客人不多，显得安静舒服。

    我已不大记得吃了些什么，只记那些餐具十分美丽，盛在里面的菜肴精致得让人舍不得放进嘴里。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菜的份量太少，一道菜大概只够四个人一人一口。

    可这丝毫不影响我头一回置身异国的兴奋心情，一种似真非真的感觉，令我去洗手间时，也象是走在云雾之中。

    站在一尘不染的大镜子前，我似乎明白自己确实是来到了国外，来到了日本。十年前的中国，一般的餐厅洗手间，是不可能有如此地洁净无比。

     晚饭后，我们继续赶路。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个多小时，到达熊本。

    车子开上一座高架桥，远处一个大大的k 字霓虹标志闪现在静静的夜色中，这是与晴光签约的公司，寿屋(kotobukiya)的标志。

    四周又黑又静、灯光寥寥无几，没有我想象中辉煌闪耀的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