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增多的“过劳死”现象，人大代表建议出台“过劳死”的医学和法律认定标准，通过立法进行预防，将劳动者的休息权提到更高的保护层面。广东省人大代表张志亚认为，广东有责任率先立法将“过劳死”列为职业病，以保护劳动者生命权，为提高劳动者生活和生命质量提供法律保障。（1月17日《广州日报》）

时下，尽管国家富有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生活的压力增大了，我们身体亚健康状态更严重了。据权威调查显示，我国35岁到49岁的成年人中有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有1.6亿人患有高血压，有1.6亿人患有高血脂。如此一来，出现“过劳死”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有人大代表寄希望于立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预防“过劳死”并不靠谱

其实，目前对于针对“过劳死”并非没有法律规定，在《宪法》、《劳动法》等法律中，主张劳动权侵害、主张休息权侵害、主张工伤保险赔偿、主张健康权、生命权侵害赔偿，等等，这都是防“过劳死”的相关法律规定。试想，倘若再通过立一部专门的防“过劳死”的法律，是一种重复立法，浪费社会资源。

如今，社会形态的发展恰是一个“金字塔”，富人的更加富裕，穷人更加贫困，中产也是不断滑入底层收入者的行列中来。“低薪”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一个非常主流的词语，“什么都涨唯独工资不见涨”也是深入人心，大部分人尽管辛勤劳动，但却领着低薪。试想，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要想求得生存，也只能拿身体去博，让“过劳”成为主宰年轻人的生活，身体被压垮，甚至死亡也是难以避免。

看看我们身边，无论是在政府部门上班，还是在企业上班，抑或是打工一族，都是明显有工作、没生活的状态，为了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青春。而对于这一切，别说反抗，就是连这份工作也是来之不易。于是乎，很多人面临着是要工作，还是要身体健康的选择，面临着是要生存，还是要“过劳”的选择。据统计，在30岁至50岁英年早逝的人群中；95.7%的人死于因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据北京一家调查机构对北京市的知识分子长达10年的健康状况追踪调查显示：北京市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2岁降至53.34岁，比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北京市平均寿命75.73岁低22.39岁。在深圳，伴随着特区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初的创业精英已有近3000人逝去，其逝世平均年龄为51.2岁，比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还低2.14岁，比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广东省平均寿命76.52岁低25.32岁。

面对这一串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我们的心无疑是非常沉重的。其实，这并不是再来一部重复的法律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得要让社会体制有所变化，让我们收入提高，压力减少，让我们从“金字塔”形社会走向“橄榄形”形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住“过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