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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傻、丑”是过去常用来描述乡下人的外在形象。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武汉市老市长吴官正总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土气、难看的乡下人。在《闲来笔潭》一书中，几次写到因为“其貌不扬”被城里人欺负的事情：

    ----有一次，岳母住院做手术，我早上五点多骑自行车去了医院。门口值班的是位女同志，硬是不让我进去。我央求说：“麻烦您让我进去看一眼，五分钟就出来，吃过早饭还要开会。”她对我这个又黑又瘦、说话又难懂的“外乡人”很是看不起，干脆不理睬。我一再恳求，也不起作用。这时周围有人认识我，说：“让他进去吧，他是市长。”她头也不抬地说：“莫骗人，市长是这个样子？”

     -----记得刚当市长不久，一大早我骑自行车查看完民众乐园场馆，返回政府机关途中，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没带雨具，便躲进街旁的一家药店避雨。没想到，店里的售货员见我其貌不扬，黑不溜秋，一副乡下人打扮，硬是把我从店里赶了出来。我没有分辩，走在雨中，一阵心痛：没有善良和宽容，武汉能成为一个开放型、国际型的大都市吗？后来，还有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地方遭遇过类似的“礼遇”。
  
    毋庸置疑，在城乡差别巨大的历史背景下，由于知识水平、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乡下人身上确实有着明显的特征，用城市里人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之所以如此，才有了诸多“陈焕生进城”之类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乡下人被世俗的眼光贬低到作为茶余饭后耻笑素材的地步。
  
    改革开放让许多的农村富了起来，让一部分的农民进城，过上了城市生活，他们身上已少有农民的痕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千千万万进城的农民干了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尽管这些人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尽管这些人享受不到到城里人上学、医疗等众多公共福利，尽管这些人对城里人毕恭毕敬，但还是被城里人所歧视。他们被视为“盲流”，表现再好也还是被标记上“农民工”。如今，世俗的眼光虽然已经不再敢小看过去的乡里人，但骨子里对乡下人的鄙视和排斥依然存在。
  
    正当城里人、乡下人的距离在缩小的时候，一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放弃学习、放弃高考，过早地充斥到打工赚钱的行列，使得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面临新一轮的下降，农村人口素质面临新一轮的落后。而直接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因，就是农村孩子上学经济负担重，在就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上学的“投入产出比”异常，让更多不富裕的农民后代选择急功近利的不读书而及早赚钱。据调查，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总花费大约是40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的以农为业的家庭，确实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艰难选择。想想如果当初自己上学也有这样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许也不会选择“知识改变命运”的高考“跳农门”之路了。
  
    就全国而言，教育投入是在不断增加，质量是在不断提高，但是教育的城乡差别却是更加明显。越是大城市，越是名校，教育投入越多，优秀教师及其他教育资源向这些学校集中，而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的农村，教育还十分落后，还有很多孩子在危房里上课。受学生人数、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现在一些农村学校出现几个年级一起上课的现象，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农村学生的入学率、升学率明显落后于城市。据统计，大学生生源城乡比例由过去的3:7变成现在的7:3，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则下降更大，如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已经降到一成。由于经济困难和招生政策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放弃高考，失去了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机会。
  
    缩小城乡差别，促进社会公平，是当前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社会公平中，教育公平应该是最起码的。现在农村的孩子面临的是受教育不公、输在起跑线上的客观现实。这种社会现象抑制了农村人口的上升通道，固化了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延续了乡里人相对弱势的马太效益，势必导致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