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教育是自由的基础
(2025-02-03 20: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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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教育是自由的基础
费希特(1762-1814)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教育家。出生于德国东南部拉梅诺村的手工业者家庭。先后就读于波尔达贵族学校、耶拿大学,在莱比锡大学先是读神学,后改学哲学。1784-1793年,在德国、瑞士各地担任家庭教师,期间与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相识,并深受其影响。1794年,应聘担任耶拿大学康德哲学讲座的教授,1780年迁居柏林演讲、著书。1806年,普法战争爆发,费希特担负起宣扬爱国主义的任务。1807年,回到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同时倡议建立柏林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费希特担任首任校长。
《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阐述了费希特的新教育的主张,后为普鲁士教育改革所采纳。该演讲不仅对普法战争后德意志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发挥了十分卓越的作用,而且对近代德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
因此,他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完全取决于新人的教育。只有革新教育,才能改变德国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才能拯救德意志的独立性。
二、教育应该唤醒人类的自主性和自发性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包括道德、智力和身体的全面发展。费希特认为教育应该唤醒人类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使个体认识到自己的职能和义务。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新教育的使命在于培养建立理性国家的新人。新教育从开始就要将学生引向被思维把握的、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世界,把学子全部的爱和全部愉悦同此世界联系起来,使得生命必然惟独产生和出现在此精神世界中。新教育应使大多数甚至所有人的精神得到普遍的培养,这是建设良好国家惟一可能的基础。从切近的目标来看,新教育既是世界公民的,也是德意志民族的,即它的实质在于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费希特强调教育在提升国民精神素养和培养爱国精神中的作用。
因此,新教育不是单纯培养学生去过伦理生活的技艺,而是把学生彻底和完全培养为人的技艺。它有两个组成部分:知性和意志。教育想要达到前者的清晰性和后者的纯粹性。总之,新教育必须按照一种确实可靠、普遍有效的原则,培养不为物欲所染的自由意志。不过,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与义务结合着的。当人作为有限自我,其意向同绝对自我的动向趋于一致时,意志最自由,同时对使命和义务的认识也最明确。
三、全民教育和全面教育
费希特提倡全民教育,认为全体国民都应接受教育,不分贫富贵贱,以形成德意志民族合为一体的“祖国爱”。他通过国家推行的国民教育,建立国民学校,来实现这一目标。
费希特还提倡全面教育。对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应该受到道德、智力、身体等全面的培养。他的新教育理论旨在培养完人,提升国民素质。费希特指出,一切教育都以塑造一种果断有力、不屈不挠的性格为宗旨。新教育要培养能判断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公正,并以全身心力量为实现善良和公正而采取行动的新人。教育标准只有一个,即道德的提高。因此,培养坚定不移的善良意志的确实可靠、深思熟虑的做法,是新教育方法的首要特征。道德必须表现于行动,成为德行。
智育必须由自我开始,让学生体验自己内心生活。用多种方法锻炼其心智能力,使之成长为一个具有善于反思自身、善于把握每一个本质真理的活泼和灵敏的心灵的人。他主张采用直观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精神活动,发展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可将读写教学放在后期。费希特还主张智育和德育的结合,认为智育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理智训练发展理性,从而促进道德的发展。他反对机械背诵,提倡培养学生兴趣,以激发智力发展的新方法,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
他认为,体力训练应依学生的生理发育为顺序,体育也是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行动是人的本性,好逸恶劳是德行的大敌,要利用体育养成学生吃苦耐劳和努力奋斗的优良习惯。
四、国家应该处于实施新教育计划的领导地位
费希特指出,应由国家接替家庭和教会兴办学校。可通过缩减常备军和司法警政机构、节缩开支的办法来办学,因为国民教育完成后,全体国民都将是精兵良民。而民众应该成为实施民族教育的支柱,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从民众开始的,各项伟大的民族事务总是被首先交付给民众,由他们加以掌管和进一步加以促进的。费希特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个人发展的手段,也是社会整合和进步的工具。教育应该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通过教育建立一种基于理性和道德的社会联系。
总之,费希特深信教育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关键。他认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道德和思想的培养。费希特的教育理念强调个体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发展,认为教育应当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一观点提醒我们,教育不仅是学科知识的积累,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只有通过教育,个体才能在自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费希特被认为是德国国民教育的推动者,他的教育思想对德国教育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费希特被认为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两人哲学间的过渡人物,尽管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往往被轻视,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注意到他对自我意识的深刻理解而重新认识到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