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是镜子的两面。假设，一国的投资资金来源都是国内，则该国的总投资量取决于总储蓄量，那么，储蓄率的高低，就决定了投资的强度。投资，又是拉动企业人员培训、技术创新、设备升级的必须手段，是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核心因素，因此，储蓄率越高，越容易推动投资，也就越利于加速经济增长。

  储蓄，对于投资来说，并不一定完全是国内储蓄，来自国际的储蓄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美国这种全球资本注入地的优势。美国政府，对于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分配索取能力是很强大的，区别在于，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债务融资来强化收入，其实是寅吃牟粮。债务融资，很大来源是中日和中东产油国的储蓄。这些国家，源源不断的储蓄注入美国，让美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降低，出现所谓的输入性通缩，压低了美国的资本获取成本，降低利率，提升了美国整体融资能力。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说中国输入通缩，纯属扯淡。96年，美联储就意识到可能经济过热通胀要起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联储预期，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源源不断的亚洲国家储蓄涌入美国债券市场，托起了资本需求，让企业可以用低成本融资投入生产和技术创新，且计算机信息革命带来巨大机遇，大幅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形成纳斯达克泡沫前夕的全社会经济增长加速。

  储蓄、投资，是一体两面。消费，就变成降低储蓄和降低投资的对立面。过度的消费，会导致企业和个人储蓄不足，投资不够，就会降低市场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度的消费，到底是什么程度，这是个模糊的概念。

  从GDP构成计算的两种方法看，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

  从支出角度计算，以支出思维看，拉动消费、投资、出口，通过刺激需求就可以带动整体GDP增长，但是，会带来过高的杠杆率。

  从收入角度计算，以收入思维看，减税、出清过剩产能，刺激企业投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会加大企业收入，也会带动个人收入增长，政府尽量少参与一次收入分配，降低二次收入分配强度，会让市场带动企业增长，让市场经济恢复活力，脱离经济衰退。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求个人和企业加大储蓄，降低杠杆，出清过剩产能，恢复收入增长，降低整体风险，通过延迟消费和延迟纳税来复苏资产负债表。

  现在的矛盾，就在于供给侧改革要求资产负债表收缩，但是，还要加大创新和社备升级投资，还不能降低对基础设施必要投资，那就需要很多钱，很多储蓄，因此，决策层的眼光望向国外，寄希望于人民币国际化吸引大量储蓄进入中国。这是重要的国家战略。